摘要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求“推进高效能政府建设，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标志着“放管服”改革进入系统集成与高质量转型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物价局作为价格监管和市场秩序维护的核心部门，需同步推进职能优化与监管方式转型。本文基于三中全会改革精神，系统分析当前物价监管职能存在的权责交叉、信息孤岛、执法方式单一等问题，提出围绕“放得精准、管得科学、服得高效”的思路重塑物价局职能体系。建议加快放权清单化、监管数字化、服务规范化建设，构建数据驱动、协同监管、精准执法的新型价格治理格局，助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二十届三中全会；放管服改革；物价局；监管职能；政府治理现代化
第一章 引言
“放管服”改革，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新时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自2013年启动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但随着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仅靠简政放权已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监管需求，“管”与“服”的系统重塑愈发迫切。
物价局作为政府价格监管核心部门，其工作涉及民生商品价格、资源要素价格、行政定价项目审核等多个方面。传统价格监管模式以“前置审批”和“线下执法”为主，存在监管方式粗放、服务响应滞后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时期市场化改革和数字经济发展对监管精准性、及时性和协调性的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执法效能”，推动“放管服”改革从制度突破走向治理现代化。本文以此为背景，分析“放管服”改革对物价局监管职能提出的新要求，探讨物价局如何在改革进程中实现“职能再定位、权责再梳理、工具再升级”，构建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价格治理新格局。
第二章 物价局在“放管服”背景下的职责定位
物价局作为承担价格管理与监管的专业机构，历来在调控市场秩序、稳定物价预期、执行行政定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其职能定位也在不断调整，主要呈现以下变化趋势：
1. 从审批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型。
过去物价局更多承担价格听证、备案审批等“前置性”职能，而今更强调为企业与消费者提供价格信息、风险预警、投诉调解等服务职能，体现监管部门的公共服务属性。
2. 从部门独管向协同治理转型。
现代价格监管日益与财政、税务、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形成联动格局，物价局需从“独立审批者”转变为“平台型协调者”。
3. 从静态管控向动态监管转型。
传统监管以线下巡查、定点采价为主，存在滞后性。当前要求提升实时监测、在线核查与数据驱动能力，实现“非现场、全流程、精准化”监管。
4. 从行政主导向法治主导转型。
《价格法》《行政处罚法》等立法日趋完善，物价局监管活动必须依法合规、程序规范、权责清晰，向“程序治理、证据治理”靠拢。
因此，物价局必须在“放”中厘清边界，在“管”中强化精准，在“服”中体现效率，推动实现职责体系的现代化重构。
第三章 当前物价局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物价部门在监管方式和服务手段上做出诸多探索，但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与机制性障碍：
1. 权责界定不清，放管不协调。
在一些领域，如医疗服务、教育收费、水电气定价等，物价局与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交叉，导致审批放权难以落实，监管范围不明确，出现“有事无人管”“多头监管”等问题。
2. 数据资源分散，信息孤岛严重。
价格监测数据、投诉举报信息、市场交易价格等关键信息分散在不同系统与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归集与共享机制，影响监管预警、案件协查与政策研判。
3. 监管方式传统，效率偏低。
仍依赖线下采价、人工巡查等方式，无法满足大数据条件下对高频次、全链条监管的需求。事后处罚多，事中纠偏与风险防控机制薄弱。
4. 服务意识不足，企业获得感弱。
在定价备案、收费公示等事务中，一些基层物价机构存在“重管理、轻服务”倾向，未能有效提供政策指引与咨询，导致企业投诉多、满意度低。
5. 法规衔接滞后，执法风险上升。
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标准不统一，缺乏配套技术规范与裁量基准，导致执法弹性大、争议频发，增加行政风险与司法冲突概率。
这些问题在“放管服”改革深化背景下更加突出，制约了物价局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监管职能的有效履行。
第四章 三中全会对物价监管改革的指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放管服”改革提出了系统性部署，其中“优化行政权力配置”“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成为物价局职能重塑的核心政策导向：
1. 明确放权边界，实现“应放尽放”。
强调简化审批事项、下放权力清单，推动地方物价机构聚焦核心定价与成本监管事项，避免泛行政干预。
2. 强化过程监管，推动“精准管”。
提出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鼓励探索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在线监测、价格异动自动识别、重点品类风险预警等方式，提升动态监管能力。
3. 优化政务服务，注重“高效服”。
明确推动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物价部门需建设“价格服务一体化平台”，提供数据发布、政策查询、投诉处理等线上功能。
4. 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权责阳光运行。
推动规范执法程序、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完善价格行政执法标准体系，增强价格执法公信力与依法治理能力。
这些战略部署为物价局监管体系从“审批导向”向“治理导向”转型提供了方向支持与改革基础。
第五章 优化物价局监管职能的路径建议
为落实三中全会“放管服”改革精神，构建现代化价格治理体系，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物价局职能优化：
1. 推进监管清单化与权责法定化
制定并公布《价格监管事项清单》，明确保留的行政定价、成本监审、重点商品价格监测等核心职能。厘清物价局与行业主管、财政等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落实“谁定价、谁监管、谁负责”的制度安排。
2. 建设数据驱动的智能监管平台
以全国价格监测平台为基础，融合农业、商务、物流、能源等领域大数据，建设“价格智能监管中枢”，实现对重点商品、重点企业、重点地区的异常波动预警、风险评分与分类监管。
3. 构建“柔性+刚性”监管工具包
在保留价格违法行为处罚权的基础上，增加行政指导、行业倡议、信用约束、风险提示等柔性工具，推动监管从“惩戒式”向“引导式”“预防式”转变。
4. 提升价格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建设全国价格政策知识库与地方服务子平台，向企业和公众提供政策解读、标准指引、模拟成本计算、在线咨询等服务，提升企业政策获得感与人民群众满意度。
5. 完善监管评估与反馈闭环机制
建立价格监管工作年度评估制度，通过第三方测评、企业满意度调查与大数据对比分析等方式，检验监管成效，并将结果用于政策优化与干部绩效考核。
结论
“放管服”改革为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制度基础。物价局作为政府价格调控与监管的重要职能部门，需紧扣三中全会精神，在“放得下”“管得住”“服得好”方面同步发力，重塑职责体系、改革监管逻辑、提升服务能力。未来，随着数据技术与制度变革的深度融合，物价局应成为价格稳定、市场公平与民生保障的治理平台型机构，在新发展格局下展现更大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