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标志着国有企业将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纳入市场化改革轨道，特别是在价格领域的改革成为攻坚重点。传统国有企业价格多涉及能源、交通、水务等基础行业，价格机制长期具有行政主导色彩。随着市场机制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物价局作为政府价格监管的重要职能部门，面临着监管边界模糊、协调机制不足、价格波动风险加剧等新挑战。本文从三中全会政策导向出发，分析国有企业价格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制度动因，探讨物价局如何实现从审批定价向规则监管转型，提出构建以信息公开、成本约束、监管法治和协同治理为核心的现代化价格监管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二十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价格改革；物价局；监管转型；市场机制
第一章 引言
国有企业长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力量，其在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供给、战略安全保障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但在传统计划经济残留影响下，国企价格形成机制仍存在行政定价痕迹浓厚、市场灵活性不足、效率与公平矛盾突出等问题。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市场化转型成为重要课题。其中，价格机制改革作为核心内容，不仅关系企业效率提升，也关系民生负担、财政补贴、资源配置与政府监管模式的系统重塑。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标志着国有企业价格改革进入政策快车道。与此同时，物价局作为价格秩序监管机关，需同步推进监管方式与手段的转型，形成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新型治理体系。
本文聚焦“国有企业价格改革”与“物价局监管挑战”之间的张力关系，从改革背景、制度逻辑、监管困境与应对策略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探讨。
第二章 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动的国有企业价格改革逻辑
三中全会在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增强企业自主权”“健全价格调节机制”“统筹价格市场化与公益保障”，其对于国有企业价格改革的指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
水、电、气、油等领域价格逐步从“政府定价”向“政府指导+市场交易”过渡，建立“基准价格+浮动机制”模式，引导企业根据成本、需求和竞争状况灵活定价。
二、完善成本约束和信息公开机制
要求国有企业价格制定必须以“成本审计+公开听证”为基础，提升价格形成的透明度与科学性，降低公众对“国企垄断高价”的质疑。
三、促进公共服务价格合理分担
对涉及民生的服务型国企（如公交、水务、供暖等）明确“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推动政府补贴、企业让利与用户合理支付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改革目标要求国有企业逐步承担价格波动风险，弱化财政兜底逻辑，倒逼其提升成本控制、服务效率与市场竞争能力。
总体而言，三中全会推动的国企价格改革目标是“放权”与“立制”并举，即赋予企业更多定价权的同时，建立健全价格监管制度和市场机制配套安排。
第三章 当前国有企业价格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
物价局作为价格监督管理部门，在国企价格机制转型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其原有监管模式多建立在审批、备案、定价裁定的基础上，面对市场化改革的复杂要求，暴露出如下监管困境：
一、监管边界模糊，权限划分不清
在电力、交通、燃气等领域，物价局与行业主管部门职责重叠，价格监管事权不明，导致政策执行碎片化、监管合力不足。
二、成本审核能力不足
面对国有企业复杂的成本结构与账务系统，物价局现有成本监审机制缺乏深入分析能力，难以识别企业隐性补贴、内部转移或非合理支出，监管“看得见、算不清”。
三、缺乏实时动态监管手段
传统价格监管依赖静态审批与阶段性审计，缺少基于大数据的价格行为动态监测手段，难以及时发现价格异常波动与企业操纵行为。
四、缺少适应市场机制的法规支撑
《价格法》与现行配套规章中，多以行政管制为主，缺乏对市场化价格行为的规范条款，如“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成本倒挂调价”“竞价失序”等缺乏法律界定。
五、公众认知偏差导致政策风险高
公众对国有企业价格改革普遍存在“涨价预期”，一旦价格放开缺乏有效沟通与引导，易引发民意反弹与社会舆情风险，进而影响改革步伐。
因此，物价局不仅面临监管技术与能力的挑战，更面临治理理念、职能边界与制度重塑的深层压力。
第四章 物价局应对国企价格改革的路径建议
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有机统一，物价局需积极适应改革新形势，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监管体系转型：
一、厘清监管边界，构建权责清晰的定价体系
制定《国有企业市场定价监管指引》，明确“谁定价、谁监管、谁负责”，将企业自主定价权与政府监管权相对分离，避免监管交叉与责任空转。
二、强化成本审核制度与能力建设
完善《成本监审办法》，推动建立“全成本+分项目+生命周期”审核体系，联合财政、审计、纪检等多部门构建成本信息共享机制，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
三、建设价格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系统
依托“全国价格监测平台”，对国有企业重要产品价格实现“日采集、周分析、月通报”机制，结合舆情数据与供应链指数，形成“技术驱动+人工干预”的风险识别系统。
四、推动价格改革法治化进程
加快修订《价格法》，增设“市场化价格监管条款”，明确国有企业在自主定价中的信息公开义务、价格波动容忍区间与不正当行为责任划分，为监管提供制度依据。
五、加强价格改革的社会沟通与政策引导
建立“听证+公示+评估”三位一体的价格改革公众参与机制，提前公布调价依据与影响评估，联合主流媒体进行正面引导，形成“可接受、能理解、有预期”的改革共识。
第五章 结论
国有企业价格改革是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面对由“定价审批”向“机制监管”的重大转型，物价局必须主动调整监管逻辑、重构治理工具，强化协同机制与数字能力，打造以“规则透明、风险可控、机制协同”为核心的新型价格治理体系。
未来，随着国有企业价格改革的深入推进，监管部门将不再是“价格裁定者”，而是“规则守护者”“信息分析者”“风险识别者”。只有构建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与企业自主权相匹配、与群众关切相协调的监管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定价、政府有为、公众可感”的治理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