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传导性与外部性，对宏观经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国家战略资源调控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大宗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制度”，为加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监管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近年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频繁，受地缘政治、金融投机、供需失衡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亟需提升对期货市场价格行为的引导能力和监管强度。本文系统分析三中全会背景下我国期货价格监管面临的新任务与制度挑战，厘清监管逻辑与政策协同机制，提出从加强数据监测、完善法律法规、构建风险预警平台、推动跨市场监管协调等方面深化监管体系建设，以实现“稳预期、防风险、促透明”的期货价格治理目标。
关键词：二十届三中全会；大宗商品；期货价格；金融监管；风险防控；价格机制
第一章 引言
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是价格发现与风险对冲的重要场所，在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背景下，其价格不仅反映基本面供需，更受到资本流动、预期博弈与政策环境等复杂因素影响。随着我国大宗商品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提升，期货价格波动对国内产业安全、物价稳定和能源资源配置影响日益加深。
近年来，铜、铁矿石、煤炭、原油等关键商品的期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引发上下游产业链成本传导失序，部分企业“被动套期保值”与“保供失衡”交织，反映出期货市场监管存在滞后与盲区。如何在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础上，防范投机性炒作、维护价格秩序、稳定实体预期，已成为期货监管体系亟需回应的重大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会议，首次将“大宗商品价格调控”纳入国家治理顶层设计，明确了期货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中的定位，为新阶段期货价格监管提供了制度依据和行动指南。本文将聚焦三中全会背景下我国期货价格监管的逻辑转变、现实问题与路径创新，探讨建设高效、透明、具有预警能力的现代化监管体系的可行方案。
第二章 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监管格局
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起步于1990年代初，经过30多年发展，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期货市场之一。当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等构成了多品种、多层级的交易体系，涵盖能源、有色、黑色、农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在价格发现、库存调节、风险对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与金融工具复杂化，传统的以事后查处为主的监管方式逐渐暴露出局限性。特别是在极端行情期间，如2021年煤炭价格暴涨、2022年国际油价波动，以及俄乌冲突期间金属价格剧烈上扬，部分境内外资本通过程序化交易、大宗套利与仓单挤兑影响市场定价功能，引发“金融性炒作脱离实体供需”的舆论与监管压力。
现阶段，我国期货监管由中国证监会主导，期货交易所承担一线自律管理职责，形成“统一监管—属地执行—行业协同”的多层级监管体系。但在跨市场监测、仓储物流信息接入、期现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信息割裂、制度不对称与执行差异等问题，影响价格监管的统一性与前瞻性。
第三章 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期货价格监管的政策引导
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关键商品价格调控和风险预警能力建设”，明确要求在大宗商品领域“加强金融监管与市场调节协同”，形成“事前预判、事中管控、事后评估”的全周期监管体系。其对期货价格监管的引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构价格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全会提出“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调控作用”，意味着期货价格应在市场自律下体现真实供需，但也必须接受政府对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干预与政策引导，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轨机制。
其次，强化金融监管制度协调。三中全会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改革重点，期货市场必须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服务实体，限制过度投机与内幕交易，推动风险管理功能回归本源。
再次，推进监管科技化建设。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监管数据融合能力”，为构建智能化、穿透式期货价格监管体系提供制度保障。监管思维从“抓末端行为”向“源头监控+动态跟踪”升级，推动形成“监管在前、处罚在后”的监管逻辑。
第四章 当前期货价格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已建立期货监管体系，但在应对高频交易、跨境资金流动与非理性价格操纵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监管碎片化与协调不足。期货、现货、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多头监管”与“职责交叉”问题，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影响价格信号的准确传导与系统监测能力，导致同一品种在不同市场表现出“分裂性波动”。
二是监管工具滞后，穿透力不足。当前价格监管多依赖交易所报送数据，尚未实现对产业链仓储、运输、订单、海外定价行为的同步掌控，缺乏对“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的全景追踪能力，难以识别隐性操纵行为。
三是投机性交易占比高，风险偏好失控。一些资金利用价格波动频繁开仓平仓、制造流动性陷阱、影响结算基准，扰乱正常供需关系；而部分企业盲目参与期货市场“博利”，忽视套保原则，导致“实需者套不进，投机者炒不出”。
四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罚威慑力弱。当前《期货法》虽已出台，但执行层面对价格操纵、虚假信息传播的认定标准与追责机制尚不明晰，部分违法成本较低，抑制效应有限，仍需完善执法链条与司法衔接机制。
第五章 加强期货价格监管的路径建议
为落实三中全会对期货价格监管的战略部署，需从制度构建、技术手段、政策联动与监管文化等多方面推动监管升级：
第一，建立跨部门期现联动监管机制。构建由证监会牵头、财政、工信、商务、央行等多部门参与的“全国大宗商品监管协调平台”，打通期货、现货、仓储、物流等数据壁垒，形成跨市场实时联动监测与分析体系。
第二，推动监管科技化、智能化升级。加强对高频交易、大数据异动、舆情炒作的算法识别能力，建设“商品期货异常波动智能预警平台”，通过图谱分析、机器学习等手段实现交易行为深度穿透和实时干预。
第三，完善期货市场法律制度与惩戒体系。修订完善《期货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明确期货价格操纵、信息误导等行为的法律边界与量刑标准，扩大行政处罚权限，提高违法成本，增强震慑力。
第四，引导市场回归风险管理本源。出台针对大宗商品套期保值指引和风险管理操作规范，限制非套保主体的杠杆率与持仓比例，建立“风险隔离带”制度，防止投机资金无序扩张。
第五，推动国际合作与海外监管联动。加强与境外主要期货市场如CME、LME的监管对接，提升境外价格传导监控能力，防止跨境操纵行为干扰国内市场安全。积极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国际化，提高我国在全球定价体系中的影响力与安全阈值。
结论
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期货市场监管指明了方向，要求通过价格机制优化要素配置，同时强化金融风险防控与宏观调控能力。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与产业链条的“神经末梢”，其监管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与市场稳定。
在新阶段，物价管理与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协同，构建以智能化、穿透式、协同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期货监管体系，推动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助力我国从“价格接受者”走向“价格影响者”，以期货价格的稳定性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稳预期、稳市场、稳产业的宏观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