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价格机制改革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资源分配效率、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核心举措。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资源环境价格机制”，进一步推动财政政策与价格政策的系统融合。在这一背景下，物价局与财政部作为价格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职能部门，其协同能力直接影响政策定价的科学性、稳定性与公平性。本文从三中全会改革精神出发，分析当前我国定价机制中存在的部门分割、职能重叠、信息不对称等协同失效问题，探讨物价局与财政部如何围绕“公益属性+市场效率”的双重目标构建联动机制，提出推动跨部门成本共审、补贴共管、动态调价和财政价格协同预算机制等制度路径，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优化升级和价格调控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二十届三中全会；物价局；财政部；协同治理；价格机制；公共服务定价
第一章 引言
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公共政策的核心工具。物价局承担商品与服务价格管理的直接职能，而财政部则通过补贴、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调控价格体系运行，两者共同构成价格调控体系的制度基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职能界限模糊、协调机制不畅、信息系统割裂等原因，物价与财政之间在价格制定与补贴安排中的联动性不足，影响了价格政策的效率与公平性。
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公共服务供给、要素市场改革和资源价格制度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建立合理分担机制，推动财政支出与价格政策有效衔接”，标志着财政政策与价格机制协同进入制度化推进新阶段。面对转型中的能源、交通、医疗、教育等重要领域价格机制改革，亟需构建财政部与物价局之间高效的协同定价机制，实现政策一致、成本共享、责任对等与信息互通。
本文以此为研究切入点，结合三中全会政策导向，深入探讨物价局与财政部在价格治理中协同机制的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为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价格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与制度建议。
第二章 财政与物价分工下的定价机制演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体系从计划调控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模式。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与价格政策的职能分化逐步形成：物价局侧重于价格标准的制定与调整，财政部则负责对公共服务领域实施财政补贴，承担价格成本差的弥补。
例如，在城市供水、天然气、公交、医疗等领域，政府为了控制居民成本负担，长期对价格实行行政干预，并通过财政补贴向运营企业提供转移支付。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价格制定过程并未与财政预算充分联动，导致以下问题频发：
一是价格决策“脱离财政”：物价局制定价格标准时难以同步考量财政可承受能力，导致财政补贴过高或不精准。
二是财政分担“滞后预算”：财政部在定价未明的前提下编制预算，形成补贴支出不确定性，影响财政科学管理。
三是成本审计不一致：财政与物价两部门各自制定成本测算口径，造成成本数据重复、互斥或不透明，削弱调价依据的科学性。
四是改革责任分摊不清：在价格市场化改革推进中，财政承担风险过多，而物价调整响应缓慢，形成部门间改革博弈。
这类问题反映出传统财政—物价分工格局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价格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必须通过制度重塑推动形成协同治理机制。
第三章 三中全会对协同定价机制的政策指引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建立政府定价与财政补贴联动机制”，并明确强调“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合理分担价格成本机制”。这是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系统部署价格与财政的机制融合，其主要政策导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价格决策与财政预算协同。“财政—价格联动”成为未来公共产品和基本服务领域价格制度改革的制度方向，强调财政预算必须与价格机制联动规划、联动执行。
第二，建立成本—补贴—价格联动机制。价格制定不仅要基于成本核算，还应考虑财政补贴能力与社会承受水平，推动形成“能出清、可承受、可持续”的价格结构。
第三，鼓励部门间共建价格数据库。全会强调加强数据治理与信息共享，要求财政部与物价局共享运营成本、服务需求、补贴分布等底层数据，以实现科学调价与预算控制的统一逻辑。
这些改革要求，为重构财政与物价的协同机制提供制度空间，也对治理能力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第四章 当前协同定价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政策导向日益清晰，但在实践中，财政部与物价局在定价机制运行中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要包括：
一是制度协同不足。目前尚缺乏统一的“价格—财政联动机制文件”，相关部门多以内部沟通和临时协调形式解决争议，协同性制度缺位。
二是成本测算标准不统一。物价局依据服务提供单位成本核定价格，而财政部门则基于预算绩效管理核定补贴支出，缺乏统一数据平台与核算口径。
三是价格改革责任不匹配。在价格市场化改革推进中，物价局常以“财政兜底”为由不愿上调价格，而财政部又面临“预算刚性”难以承接价格变动，最终导致改革陷入僵局。
四是信息不对称严重。两部门未实现数据贯通，财政无法实时掌握价格变动成本影响，物价也难以充分了解补贴资金结构和承压能力，导致决策盲区和协作摩擦。
五是公众沟通机制缺乏。当前定价机制仍多为政府部门“封闭作业”，听证、公示、民意反馈机制执行不力，影响了改革的透明度与社会接受度。
第五章 构建财政—物价协同定价机制的路径建议
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机制协同要求，提升政府定价科学性、透明度与协同性，应重点推进以下制度建设：
1. 构建协同治理制度体系。
出台《公共服务价格与财政补贴协同机制指导意见》，明确两部门职责边界、工作流程、审批程序与考核指标，制度化部门联席机制，推动由“项目对接”向“规则共建”升级。
2. 建立统一成本测算平台。
由发改、财政联合建设全国公共服务成本测算数据库，实现服务成本数据、预算支出数据和价格标准数据的实时共享，确保调价与财政支出逻辑一致、口径统一、科学可追溯。
3. 推行财政价格联动预算制度。
在财政中期预算规划中明确价格变动空间与支出弹性区间，将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纳入预算编制基础。通过“调价—预算—绩效”三维联动，形成价格政策全周期管理闭环。
4. 建立动态调价与补贴优化机制。
对基础服务项目实施“基准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结合运营成本波动、居民收入变动与财政能力变化，实施票价、收费、补贴的联动调整。同步建立“差异化补贴”制度，对中低收入群体定向补贴，保障公平性。
5. 强化公众参与与政策透明度。
完善价格听证、公示与绩效反馈制度，推动财政部门公开补贴方案与资金流向，增强价格决策的民主化与社会监督力，提升政策信任度与执行效率。
结论
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国价格机制改革注入新动能，明确指出要实现财政支出与价格政策的系统融合，为重塑政府定价体系提供了制度指南。物价局与财政部在公共产品与资源性产品价格治理中，扮演着“定价者”与“兜底者”的双重角色，唯有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以“共识、共管、共担、共享”为特征的协同定价机制，方能实现价格机制的公平性、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与资源配置的高效性。
未来，财政—物价协同机制将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撑下，向智能化预算管理、科学化价格形成、系统性风险评估等方向持续演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