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

推荐人：写作督导机构来源: 写作辅导机构时间: 2021-12-13 19:55 阅读: 次大中小

中文摘要Ⅰ

绪论...1

第一章日本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18

1.1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文化交流情况18

1.2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及其原因25

第二章平安时期日本韵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33

2.1平安时期日本韵文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36

2.1.1汉诗世界对白诗的接受.36

2.1.2和歌世界对白诗的接受.49

2.2平安时期日本韵文对白居易诗论的接受..53

2.3本章小结....58

第三章平安时期日本物语文学对白诗的接受.61

3.1平安时期物语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61

3.2《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61

3.3《源氏物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63

3.4《源氏物语》对白诗的接受特点.68

3.5本章小结76

第四章平安时期日本散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77

4.1平安时期散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77

4.2《枕草子》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77

4.3《枕草子》对白诗的具体接受情况..79

4.4《枕草子》对白诗的接受特点83

4.5本章小结83

第五章平安时期“白居易现象”对中国诗歌海外推广启示.85

结语.92

参考文献...95

中文摘要

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相关的海内外研究均位列前三。在这些研究中笔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的研究成果远比李、杜二人相加起来都多。此外，在洛阳香山白园的石碑上更是题有：“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的碑文。由此可见白居易对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白居易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成为了唐代诗歌域外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平安时期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鼎盛阶段，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制度、风俗、宗教、服饰、文学甚至是文字等均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白居易的诗歌在这一背景下传入日本并受到了日本各阶层的争相传诵。更是在日本文坛中形成了历经四百年经久不衰的“白居易现象”，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嵯峨天皇以及小野篁开始，到岛田忠臣以及菅原道真为主的平安韵文世界，再到后期以紫式部与清少纳言为代表的物语散文世界，这一时期的文学都有着对白居易诗文学习与借鉴的痕迹。因此，研究平安时期日本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对中国诗歌海外推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文学域外传播的角度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文学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着重阐述平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背景及白居易诗文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原因。第二部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就平安时期日本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文本的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对白诗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接受模仿到本土创新的过程。同时，在接受中也具有显著特点。在形式方面，学习白诗的七言律诗及长律进行创作。在内容方面，以借用白诗中的词汇、典故及意象为主。在题材方面，多接受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通过对生活与自然的描摹来表现日本民族的“物哀”思想。第三部分则是通过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特点及其在日传播现状为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诗歌的推广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启示。

关键词：《白氏文集》；平安文学；汉语国际推广；对外汉语教学

绪论

1.问题缘起

（1）选题背景

2020年初，印在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几句唐诗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感谢日本政府与人民关怀的同时，这些恰如其分的引用也让我们感受到日本对唐诗的热爱与熟识。此外，在日本初高中的国语课本中也有唐诗的踪影。笔者通过对24本现行国语综合教材中唐诗的引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共引用了唐代19位诗人的40首作品作为初高中国语教学中的内容。由此可见唐诗在日本的地位已经不再只是作为外国文学进行推广与传播，更是融入到了日本本土的教学体系与内容中。反观在日的汉语教学，其诗歌的教学却一直都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如何选择对外汉语教学的诗歌作品以及如何进行诗歌教学以促进汉语国际推广，成为许多汉语教师亟待解决的难题。作为唐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的诗作一直都是海外推广的重要内容。但无论是在传播的广度还是数量方面来看，白居易都要远超其他二人。尤其是在同属于汉文化圈的日本，白居易诗文的传入不仅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形成了风靡四百余年的“白居易现象”，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人更是将其奉为神明，为其建造寺庙进行参拜，时至今日还会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并且关于白居易的研究至今都是日本汉学界的重要课题，甚至还专门设有白居易研究协会，定期举办论坛并发表相关的学报和期刊。因此，作为汉语国际推广史上的典型成功案例，研究白居易在日传播及影响这一课题具有十分重要价值和意义。

（2）研究目的

平安时期对白居易的接受涉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影响最为广泛且深远的要数文学领域。因此围绕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进行研究，有利于加强我们对白居易在日传播情况的了解。因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语言、文化甚至是历史的载体，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平安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的思想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既可以探索出日本平安文学对白诗接受的表现和特点，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故本文选题的目的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地了解平安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况和白居易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的原因。第二，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就平安文坛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和特点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第三，从原因和表现中总结出有利于推进中国诗歌海外传播的对策。

（3）研究意义

平安时期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阶段，同样也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学从奈良时期的全面唐化阶段开始逐步朝着“和魂汉才”的本土化方向发展。白居易的诗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入的，并且一经传入便受到了平安贵族及文人的广泛传诵。历代天皇将其视为自己修身养性的必修内容，朝臣将其视为在诗会集宴上展现才能的资本，政府甚至还有专门设立了白诗讲学的官职。由此可见白诗在这一时期日本的风靡程度。此外，从汉诗到和歌，再到物语和散文，平安文坛各领域的文学作品中也都体现着对白诗的接受痕迹。

而就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还仅仅局限在文学对比方面，并且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因此将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与汉语国际推广这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理论意义

就现存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大多围绕平安时期某种文学形式对

白诗的接受情况，或是对作者生平的剖析进行的。偶有提及对平安文坛的影响也仅是从宏观层面泛泛而谈。本文则以日本平安时期三大文学形式的代表作品为文本，分析当中对白诗接受与创新的表现及特点。这样不仅可以揭示两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还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文学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比较文学方面的深入研究。此外，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中日交流历程及其阶段特征，同时对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情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②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推动中国诗歌海外推广。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增

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且频繁。这就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世界文化风采各异，所以在交流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摩擦”，阻碍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融。同时，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对于不熟悉中文的海外读者来说也是一大难点。诗歌虽然篇幅短小，语言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但仍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些困难。而白居易这一“外国人”和他的作品却能免于这样的“文化摩擦”为日本人所乐于接受，其中缘由值得我们仔细思考。本文通过对白居易在日传播背景、原因、表现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为跨文化交际与传播、促进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推广提供一些具有参考意义的新思路。

第二，有助于推动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随着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开始伴随着海外汉语教学传播到世界各地。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6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并且刘力教授在2019年的汉语国际教育高端论坛上也提到：目前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和

地区汉语课程和汉语专业，其中有60余个国家甚至将汉语教学纳入到了自己的国民

教学体系当中。①可见汉语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正逐步增强。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

诗歌等经典文学作品却遇到了瓶颈。这是由于许多留学生和海外的汉语学习者认为，中国的这些文学作品在语言和内容上晦涩难懂，加大了他们学习汉语的难度。因而，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减少了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是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想要学好一门语言就必须要掌握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诗歌作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促进文化教学的突破口，而如何将这些优秀的诗歌当作语言和文化的载体传授给学生，则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攻克的难关。反观日本的国语教学，已经将中国的诗歌融入其教材中，作为训读的文本进行学习，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因此，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促进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对汉语国际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白居易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总结这期间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白居易在国内的地位不及李杜，但作为唐文学的代表，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早在20世纪，白居易的相关研究就已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主要包括：白居易的作品考证、生平经历和思想观念等。在生平研究方面，仅在上世纪就有160余项研究成果问世，涉及到白居易的家世，生平，交游等方面的考证和评述。有周庆熙发表的《白乐天评传及其年表》，王拾遗发表的《白居易生平事迹考略》以及顾学颉发表的《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前因后果》和谢思炜的《白居易与李商隐》等。在文集整理与考证方面，50年代以前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岑仲勉和陈寅恪先生。他们发表了7篇相关研究，为之后的白居易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之后朱金城、谢思炜和顾学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丰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思想研究方面，白居易作品中的“儒、释、道”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先后涌现出许多相关研究。有陈友琴的《白居易诗中的思想矛盾》，蹇长春的《白居易思想散论》以及尚永亮的《论白居易所受佛老影响及求超越途径》等成果相继问世。同时也出现了关于作品和诗论的研究。如马茂元的《略论白居易的文学思想》，袁行霈的《略论白居易的艺术主张》和《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和缺陷》以及游国恩的《白居易及其讽喻诗》和朱宏恢的《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积极意义》等作品。甚至还有对具体作品的研究，其中尤以《琵琶行》与《长恨歌》为主，成果多达600余项。随着研究成果的多样化与丰富化，为21世纪的白居易研究铺平了道路。到了21世纪，虽前代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其本体研究仍是这一时期的主体，相关课题更为细致且深入。

然而，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些海外的汉学研究成果开始由一些学者翻译成中文为国内学界所了解，其中以白居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这就使得白居易的海外推广和研究价值得到了关注，国内的白居易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的方向——白居易诗歌海外推广与影响研究。为了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中国诗歌的海外推广，需要对国内外关于白居易海外推广及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获得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本节就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1）国内白居易海外传播研究

①20世纪国内白居易海外传播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白居易研究开始关注到白居易作品的翻译及海外传播与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共计31篇，著作4部。其中关于其英译的研究仅有四篇，其余均是围绕白居易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展开的。可见白居易诗歌在日本传播的广泛性以及对日本文学的重要性。正如那波道园在《白氏文集》后序中说道：“呜呼，菅右相者，国朝诗文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古相之独然而巳矣哉！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賸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①可见当时白居易在日本的文学地位及影响远超同时期的李白和杜甫，并且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古文学形式之中都有对白居易诗歌接受的痕迹。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众多学者开始就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中日文学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研究。先后有25篇论文和2部著作问世。严绍璗教授就曾在其1984年发表的《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提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有像白居易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如此深深地打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②。在此之后，严绍璗先生还先后发表了论文《白居易与<源氏物语>》以及著作《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来讨论中日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关系，其中就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出了相关研究。随后，申非在1985年翻译了由丸山清子教授编撰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书中就《源氏物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除了论文与专著外，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关于白居易诗歌传播与影响的硕博论

文，但仅限于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根据统计，截止1999年年底，港台关于白居易的硕博论文共有23篇，其中有3篇是从白居易的域外传播角度出发的。如1959年国立台湾大学的矢野光治发表了《白居易及其诗对日本文学之影响》一文，文中通过分析白诗传播的背景以及白居易诗风的转变过程，探索其对日传播的原因及表现，开辟了学位论文中关于白居易对外传播研究的先河。随后，香港大学的周杰成于1976年发表了《韦利氏英译白居易诗之评介》。该文章从翻译的角度出发，对韦利氏的白诗翻译进行了评介。1982年东吴大学的尾久幸子发表了《白氏文集流传日本以迄镰仓初期被接受过程之变迁》。文中通过对《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的过程及对两大物语《源氏物语》及《平家物语》的影响对比，进而分析白居易诗歌尤其是《白氏文集》对这两本物语撰写的影响之异同。最终说明日本民族是如何选择、接受和消化《白氏文集》的，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经过创新而形成本民族文学特点的。而此时期内地的硕博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仅有11项研究成果发表，且均为对白居易作品、诗论、生平和思想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其中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10篇。可见，港台对于白居易研究的起步较早，且已经开始涉足其对外传播及影响方面，尤以对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大陆地区对于白居易的研究起步稍晚，且仅集中于对白居易文集考证、评述、个人生平经历、人生哲学思想及艺术特点等方面的成果，对于海外传播价值与影响的探究还尚未出现。

综上所述，国内20世纪白居易海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从1978年刘德有发表的《白居易在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到1998年谢思炜发表的《卅年磨一剑：太田次男<以旧钞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文本研究>评介》，虽然成果不多，但已经可以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中看到这类研究的身影。它们都为21世纪的海外传播及影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参考资料。此外，港台的硕博论文率先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颖且丰富的观点。

②21世纪国内白居易海外传播研究

20世纪对白居易全面系统的本体研究为21世纪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21世纪的白居易研究，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广泛多样。对白居易海外推广及影响的探究也不再仅只局限在文学方面，开始通过其诗歌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究。有对唐代制度海外传播的研究，有对唐代音乐及舞蹈海外传播的研究，有对中国茶文化海外传播的研究，有对中国医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也有对语言运用及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研究领域包含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哲学、语言学以及文学等方面。据知网平台文献统计，截至2020年底，国内白居易的相关研究期刊论文已多达6215篇，硕博论文591篇，出版相关专著124部，文集57部。其中关于白居易诗歌海外传播及影响的文章97篇，硕博论文48篇，著作4部。

通过对97篇相关期刊文献的分析发现，这一阶段对白居易海外传播及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白居易诗歌对日韩古典文学的影响。白居易的诗文早在唐代就已经通过来往使节及经济贸易传播到汉语文化圈中的众多国家。日本作为与中国来往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其文化与文学均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古今和歌集》与《和汉朗咏集》还是《平家物语》与《源氏物语》，亦或是《枕草子》都可从中看出中国文化及文学的缩影。随着《源氏物语》与《枕草子》以及《古今和歌集》等被译成中文引入国内，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点放到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方面。有阐述宏观影响的文章。如2003年姚亚玲发表的《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一文，分析了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汉诗与和歌创作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原因。再如2006邱博发表的《巧借他山之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以及2010张安琪发表的《日本平安时代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两者都是通过白居易的出身、时代背景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分析其对日本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以及具体的影响表现。其中邱文重点关注的是白诗对《源氏物语》及《千载佳句》的影响，张文则是先对四类白诗进行阐述。还有就日本民族欣赏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中体现的审美意识进行的分析。谭培培2019年发表的《谈日本文学中的白居易情节》以纵向的角度对白居易诗歌的传播、影响及现状进行分析。而这一领域更多的研究成果则集中在具体的文学作品对白诗的接受方面。先后有2002年孟彤发表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在<源氏物语>中的引用情况》、2006李传坤发表的《试论白居易文学对<枕草子>的影响》、2013年曲朝霞发表的《<平家物语>与白居易诗歌》以及2017年文艳蓉发表的《日本和歌理论对白居易的接受—以<古今和歌集序>与<文集百首>为例》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通过对文本及作者生平和时代的分析，来探究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日本文学的创新。

第二类研究是围绕白居易诗歌的英译展开的。这些研究分别就白居易作品中的隐喻、意象、语言以及韵律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找出更适于白诗甚至是唐诗的翻译策略及方法，以促进诗歌的海外推广。有2000年谢芳发表的《文化接受中有选择的认同：从布莱希特所译白居易的四首诗谈起》，其中围绕《新制布裘》、《买花》、《黑潭龙》以及《寄隐者》这四首诗的德译情况进行分析。谢芳指出布莱希特的翻译是选择性的翻译，抛弃了诗歌本身的韵律，更加强调主题思想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制约性。随后在2002年戴玉群发表的《论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交流：评<长恨歌>的两种译本》一文中，对诗歌中表层文化、中层文化以及深层文化三个层次翻译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及应该注意避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2019年徐营营和徐定坤在其发表的《译者主体性与<琵琶行>英译中的韵律处理》一文中对许渊冲与张炳星两位译者就诗歌韵律的不同处理方法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一些对于诗歌翻译策略的研究，在此不做一一赘述。

第三类研究是围绕海外白居易的汉学研究进行的，这一类的研究多是通过综述的方式呈现的。主要是通过总结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国内的白居易研究填补空白并提供新思路。如2002年下定雅弘《关于日本国对白居易的研究》以及2010年文艳蓉发表的《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综论》等。

随着国内外白居易研究成果的多元化，各类期刊文献、专著及论文集的发表为高校学生的学位论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有关白居易的学位论文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并且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日益密切，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视野变得愈发重要，白居易诗歌、诗学价值及文化的传播及影响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据统计截至2020年，有关于白居易海外传播及影响的学位论文共计48篇。其内容涉及三个方面，即：一是对外译本的分析，内容涉及译本对比评价，翻译策略，译本文化意象等。二是海外白居易的汉学研究成果分析。三是白居易诗歌的海外影响及价值。其中第三类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共计24篇，内容涉及日本、韩国、英美、俄国、印度等，其中尤以对日本中古文学的影响为主。

在白居易诗歌外译方面，除了常规的译文对比，翻译理论以及翻译策略的研究外，还拓展了一些新领域。如2013年南京师范大学王霞在其论文《<长恨歌>原诗和两种英译词语的文化语义比较研究》中从主题词、称谓、数字、植物、典故、和宗教六个方面对于Giles和许渊冲的《长恨歌》英译本中词汇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此说明其所负载的民族文化内涵及传播价值。同时也探讨了文化语义对比在对外汉语古诗教学中的积极辅助作用。之后2016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明在其硕士论文《白居易诗歌英译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中通过对百年白居易英译情况收集与研究，分析出白居易诗歌英译的三大影响。第一，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众多以供阅读的译本，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第二，白居易的境遇与思想引起了众多美国诗人的共鸣，并对他们的语言及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因为在许多学术文献中都对英译的白居易诗文多有引用，丰富的译本促进了英美世界对白居易的研究。

在白居易的海外汉学研究领域，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传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硕博论文也开始关注到这一相关领域，如莫丽芸博士（2012）发表了《英美汉学中的白居易研究》一文，文中对白居易诗歌在英美两国的翻译研究及在英美文学史论中白居易的形象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许洁（2017）在其《论日本学者的白居易闲适诗研究》一文中围绕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创作原因、创作分期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日本学者有关白居易闲适诗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国内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以阐述其成就与局限，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系统且有力的学术参考。还有张春艳（2018）发表了《论韩国诗话中的白居易研究》一文，通过对韩国白居易研究情况的概述（涉及思想、交游、婚恋及诗歌内容辨析及韵律风格等方面）及中韩两国白居易研究内容的对比分析，归纳出韩国白居易研究的现状以及国内研究的不足。

第三，有关白居易的海外传播及影响的研究。这一领域是近些年的研究重点，尤其就白居易对日本中古文学产生影响的文章比较多样，共计21篇，多是关于具体文学作品对白居易诗歌接受的分析。以白居易诗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为例，先后有三浦由利子（2002）发表的《<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傅怡（2006）发表的《白居易及其诗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以及吴秀君（2017）发表的《论<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等。这些文章都是通过分析《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对白诗的借鉴和创新，揭示了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并且通过对中日文学观、审美观以及宗教意识之对比，探究两国文学内容与思想的异与同。三浦由利子（2002）强调了中日文学中的不同，即日本的文学重视“虚幻与物哀”，而中国的文学重视“写实与教化”。傅怡（2006）和吴秀君（2017）强调的是紫式部在引用基础上的创新与成就。这三篇文章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对比分析。而易兰（2011）发表的《论<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歌的受容》一文更多地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此后，高建军（2017）发表的《比较白居易文学和<源氏物语>中的琵琶》、孟子睫（2020）发表的《关于<枕草子>与<白氏文集>中“雪”的审美意识》以及陈瑾（2018）发表的《从日本平安女性文学看白诗的受容特征—以<源氏物语>为中心》等文章，都是从更为细致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对日本女性文学的特点进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均各有建树，都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参考资料。

同时，也有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章。先后有潘怡良（2009）发表的《日本平安朝时代白诗受容论稿》、丁国旗（2010）发表的《中国隐逸文学之日本接受研究》、渡边优子（2012）发表的《<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情况》以及吴俊奕（2016）发表的《白居易诗歌的海外传播—以日本、韩国为例》等文章。其中渡边优子的文章围绕的是平安时期日本汉诗及和歌对《白氏文集》的接受情况，以此分析平安文坛对《白氏文集》的接受方法及态度。潘文探究了平安时期汉诗、散文中对白诗的受容情况及对平安文坛的影响。丁文所涉及的时间及文学范围更为广泛，文章以时代为划分依据，上编为奈良平安时代的白诗受容情况，丁文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学及文化是大规模全方位的吸收与借鉴。中编为镰仓室町时代，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独特性，盛行的五山文学为禅宗文学，这就体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文学观念，即文学与政治的分离。下编为江户时代的儒者文化，追求同中国士大夫那般田园牧歌式的“心隐”。文章以宏观的角度通过对不同时代汉学接受情况的分析，得出隐逸文学在日本的接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结论。以上三篇论文均属文学范畴的研究。吴文则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传播之上，通过分析白居易诗歌在本土及日韩传播的原因、情况及影响，对在日韩传播形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古典诗歌海外传播的规律与启示，同时对促进中国文化回传这一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通过上述对21世纪国内白居易海外传播及影响研究成果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之所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是因为许多中国诗歌经外译传播到了海外，促进了中国诗歌与文化的海外推广。同时国外的文学作品也开始通过汉译为国人所熟识，尤其是日本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和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思路。

（2）日本白居易传播及影响研究

王兆鹏在其发表的《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对的地域差异》①中总结了20世纪以来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的研究情况。在34818项成果中，海外的研究成果达到了11414项，这一数据不仅可以展现出唐五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情况，同样也值得引起国内研究领域的关注。即在研究时不能只局限于参考国内的研究成果，还要积极地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此外，根据其对海外研究成果的统计数据来看，日本的研究成果最多，占到其中的12.8%，台湾的研究成果占到12.2%，欧美占到3.6%，韩国占到2.96%，其他地区占到1.17%。就涉及的诗人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敦煌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多，尤其是白居易仅其一人在日本的研究就占到了904项，成为中国诗人海外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位。①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白居易研究成果是国内学界学习和借鉴的重要依据，本节就日本的白居易研究情况进行大致梳理。

或许是因为白居易对日本中古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还一度出现了研究白居易的汉学热潮，时至今日白居易的相关研究仍是日本汉学界的重点，堪称显学。故相较国内而言，日本的白居易研究起步更早，研究范围更广，内容也更为深入，其中尤以中日文化交流历程及白居易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为研究热点。据统计，20世纪日本关于白居易的相关研究成果共计4463篇。李丹与尚永亮发表的《白居易百年研究综述》中也提到，战后50年间日本发表的白居易相关研究多达730篇，并成立了专门的白居易研究学会。此外，东京免诚社陆续出版了7部《白居易研究讲座》对日本白居易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期整理，并从2000年起开始发行年刊《白居易研究年报》，截至2020年9月已发表了完结版（第二十号）。由此可见日本对白居易的研究一直从未间断，并且成果颇丰。

根据下定雅弘1989年陆续发表的两篇《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可以看出，日本的白居易研究与中国的白居易研究的方向基本相同，但比同期的国内研究更加的细致且深入。内容涉及：版本校勘，年谱家谱，思想流变、作品文本以及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特别是日本文学对白居易作品的接受情况。与中国研究轨迹不同，日本的白居易研究是以白诗对日本的影响以及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开始的，进而逐步出现对白诗本体的研究。日本汉学界还就接受研究方面提出了“受容”这一专有名词，即主动地、有选择性地接受。

首先是文集校勘方面，日本自古代开始便有许多白集版本。有元和四年那波道园根据朝鲜版白集编撰的《白氏文集》以及惠萼抄写的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到了20世纪，日本还专门成立研究学会开始对白集进行共同研究，推动了这一时期校勘成果的发展。花房英树、平冈武夫及太田次男等人都为校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花房英树是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成就较高的学者，著有《白氏文集的成书》、《关于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研究》、《白氏文集的资料批判和作品整理》、《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批判》、《白居易文学》等校勘方面的成果。平冈武夫也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学者，著有《关于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见抄本》、《白氏文集和东急本》、《白氏文集释文》以及《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第五十九的校勘》等文章。

其次是关于白诗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以及几篇代表作品，如《长恨歌》和《琵琶行》等。50年代前后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白诗中体现的现实性，除对讽喻诗的赞赏外，也有不少与中国学界不同的观点。如近藤春雄在《关于白乐天的讽喻诗》中提到：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但表现出其“兼济”的思想，亦是白居易渴望在政治舞台上立功的表现，因此其现实意义不大。与他观点相同的还有堤留吉的《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一文。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白居易研究便从“兼济”转向“独善”。先后有西村富美子的《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下定雅弘的《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埋田重夫的《白居易<池上篇>考》以及《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思》等，都对白居易的闲适思想进行了分析，并予以其积极的评价。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颖的角度，如丸山茂先生致力于对白居易的生活与饮食进行研究，川和康三先生则致力于从历史、社会以及作者自身的角度分析白居易闲适诗创作的出发点，这都是国内学者在当时还关注到的方面。

最后是有关于白诗接受情况的研究，这一方向在日本汉学界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20年初，日本关于白居易传播及接受情况的研究成果共有77项，其中20世纪的研究成果较多，占到了62项，21世纪近10年较少仅有15项。第一部是水野平次先生于1933发表的著作《白乐天与日本文学》，书中就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尤其是对《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也陆续出现了许多关于接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宏观角度就平安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如平川佑弘的《汉文化与日本人——关于白乐天的受容》、太田次男的《平安时代白居易受容史的考察》以及下定雅弘的《日本的白居易研究——<白氏文集>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等，其中都涉及到对白居易在日接受情况的研究。再如目加田诚的《白乐天的讽喻诗：日本文学受白诗影响的考察》、太田次男《白氏讽喻诗考——平安时代的受容》以及古泽未知男的《白居易诗的性格及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等从白诗类型和白居易的性格特征出发对日本文学的受容情况进行分析。

第二类是关于平安时期具体文学形式对白诗的接受研究，如金子彦二郎先生就日本韵文世界的接受情况发表了《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系列，其中的《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编》以及《道真文学研究编》部分，对日本汉诗与和歌的特点及接受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散文物语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第三类——对具体作品的接受研究。

第三类平安文学中具体作品对白诗的接受研究。首先就《源氏物语》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来看，日本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丸山清子教授与中西进教授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丸山清子教授多年一直致力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尤其十分关注《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的关系。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物语文学与中国文学》、《<源氏物语>与<长恨歌>》以及著作《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等。尤其是在《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中，丸山清子详细探讨了《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接受情况。发现作者紫式部不仅在内容上引用了102处白居易的诗文，同时也学习借鉴了白居易的文学观进行创作。而中西进教授则热衷于对中日文化交流及文学比较的研究，发表了《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一文，重点关注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的内容。同时，他发表的《万叶集与中国文化》至今都是研究万叶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有许多更为细致的研究，如小守郁子

的《<源氏物语><史记>与<白氏文集>》以及古泽未知男的《<源氏物语>“桐壶卷”与<长恨歌>》等。然后是对韵文世界几部重要作品的研究，如堤留吉的《<与元九书>与<古今和歌集序>》、田中干子的《<文集百首>对<白氏文集>的受容》以及《<句题和歌>与白居易》等。

除这些期刊著作外，在由太田次男、丸山茂、川合康三及下定雅弘等人编撰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系列中，从第三卷到第五卷集中对白诗的接受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三卷是“日本对白居易的受容（韵文篇）”，第四卷是“日本对白居易的受容（散文篇）”，第五卷是“围绕白诗受容的诸问题”，并且对英美世界的白氏传播情况、白诗流行的原因及白诗传入的轨迹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先后有市川桃子发表的《白居易诗在欧洲接受的早期情形：兼及中唐诗的翻译》、川和康三翻译的《英语世界中的白居易研究》以及巴莱特的《英国汉学中的白居易》等。

通过上述对日本白居易研究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从日本平安时期到五山时代再到江户时代的白诗接受情况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平安时期的接受研究以及《源氏物语》的接受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同时也涉及到对日本作家如紫式部、清少纳言、岛田忠臣以及菅原道真等中国文学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并且从出版的时间与情况来看，日本学界对于白诗接受情况的研究较中国起步早，范围广，程度深，且除了以文学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外，也涉及到了文化交流的层面。其中丸山清子教授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中西进教授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以及《万叶集与中国文化》都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

（3）小结

本节通过对白居易在日传播及影响的中日研究成果梳理，发现近百年有关白居易对日传播及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及专著）已有百余篇。但多集中在日本中古文学对《白氏文集》、四类作品（尤其是闲适诗、讽喻诗及感伤诗）以及白居易儒释道思想等方面的接受与创新之上。多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以具体文本为依托，探索白诗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而系统地就物语、散文、汉诗以及和歌四种重要文学形式对白诗接受情况的分析研究还相对空缺。同时，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其海外传播不应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鉴赏价值之上，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在诗歌品鉴的过程中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在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诗歌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汉语学习的文本材料，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而平安时期白诗对日传播的成功经验，不仅在文学方面具有学习和借鉴的价值，在文化传播方面同样值得重视。但是通过对近些年中日两国研究情况的分析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未曾出现，偶有涉及文化传播领域，也都是一笔带过。因此，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仍值得研究。故本文从日本平安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出发，通过探寻其产生的背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接受表现等为诗歌的域外推广及海外汉语教学提出一些启示，在推动文化传播的同时，为提升汉语教学质量做出贡献。

3.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国内外对白居易的本体研究已较为充分，在此不作过多赘述。而针对白居易域外传播表现及影响的文章虽有不少，但大多都局限在篇幅较短，内容简略的期刊论文上。硕博论文虽偶有涉及，却也是就其中一类文学形式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因而对日本文学影响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出平安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情况，为诗歌的域外推广予以启示，本文按照文献整理、数据统计、文本阅读以及对比分析的研究思路进行。内容从传播背景及原因，具体接受情况以及启示三个方面出发进行阐述，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交代了平安时期白居易作品传入日本的背景与受欢迎的原因。这一部分首先通过对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文化交流历程的简要梳理，为接下来原因的分析提供了依据。接下来就白居易为什么会受到日本平安文坛的青睐进行了分析，列出了五点原因：1）国内外社会环境为白居易的传入奠定了基础。2）受众群体的相似性为白居易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使其为更多人所接受模仿。3）思想与审美的相似性使得白居易的诗文更容易为日本人所接受。不仅成为帮助其了解中国风貌的百科全书，同样拓宽日本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题材范围。4）作品特点方面，不同于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更贴近生活，且语言朗朗上口，浅显易懂。5）作者自身的高产性和整理文集的自主性都推动了白诗在日传播的发展。

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围绕的是平安文坛各领域对白诗的受容情况进行文本的对比分析。这一部分共涉及三类主要的文学形式。第一部分是日本韵文对白诗的接受情况，分为汉诗与和歌两个部分结合白诗进行对比分析。第二部分是平安物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本文以《源氏物语》作为文本进对比分析。最后一部分则是以《枕草子》为文本，分析清少纳言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第五章则是在上述现象分析的基础上为诗歌的海外推广总结出六点具有建设性的启示。其中包括外部环境与政策的扶持，传播媒介的利用，教师、学生、教材三教问题的发展以及要遵循一定的文化传播原则等。

（2）研究方法

课题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持。故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就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是文献研究法。阅读有关白居易域外传播的相关文献，如期刊、图书、专著、会议论文、索引、年鉴等。然后将其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做出相关的量化处理，以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方向动态。然后仔细阅读《白氏文集》以及《菅家文草》、《田氏家集》、《句题和歌》、《枕草子》和《源氏物语》等平安文学的代表作品，并且通过表格列举和文本对比分析的形式，归纳出其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其次是比较文学研究法。本文主要是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出发，即一个国家的作者及其作品从另一个国家的作者及其作品中获得一些新的灵感、内容以及形式，并且将这些灵感有机的消化，使其融入到目的国作者的创作中去。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的接受就经历了从移植模仿到有选择性的接受，并将其本土化的过程，故在文学作品中就表现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土化的特色。文章中第二段至第四段的文本分析就用到了这一方法，将文学作品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最后是跨学科研究法，即利用多种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平安时代作为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阶段及转型时期，相关的史料记载十分丰富多样，并且日本的文字也是在汉字基础上产生的。故本文结合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哲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研究，采用彼此互为补充的方式进行论证，以期从不同视角探索白诗对日本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白诗在日本文学中的接受情况以及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启示。

4.创新之处

本研究相较于之前已有研究的创新之处与学术价值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对平安时期日本文坛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且详实的阐述。一个国家的作者及其作品对另一个国家的作者及其作品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现存关于日本文学尤其是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接受情况的研究多局限于对特定作品的接受情况分析，对整个平安文坛的接受研究以及对白居易文学理论的接受研究还未有涉及，尤其是对其诗论的接受研究方面。故本文从汉诗、和歌、散文及物语这四种平安文学的典型形式入手，分析其在内容与语言等方面对白诗的接受情况。并加入对白居易诗论接受情况分析（这一内容重点体现在韵文方面）。

第二，本文对白居易在日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白居易在日传播的背景研究是本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过阅读相关的期刊论文及硕博

论文后笔者发现，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大多仅集中在对中日文化交流及白居易诗集流布的分析之上。关于白居易为何能在唐代众多优秀诗人中脱颖而出为日本文坛广泛推崇的原因却仅以简略的文字一笔带过，缺乏系统的分析，从而无法将白诗的传播背景更为清晰地展现给读者。故本文在第一章的背景研究中，从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到内部作者及其作品等方面，更为全面地揭示了白诗在日本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为其后的文本分析和推广启示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

第三，本文对促进中国诗歌的海外推广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的相关研究几乎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的，仅有几篇论文涉及传播方向，但其着眼点也仅置于文化回传之上，有关诗歌海外推广及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相对空白的阶段。本文关注到这一现象及其对诗歌海外推广和对外汉语教学的价值，故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归纳出日本平安文学对白诗接受情况的特点。并从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的角度出发，在文本选择及传播途径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启示。就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可以帮助解决教材与文本的选编、内容的训读及教师团队的建设等方面的疑难问题，以促进教学的顺利进行。

第一章日本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

平安时期作为中日交流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白氏文集》一经传入便受到平安贵族的争相传诵，甚至在文学领域形成了历经400余年经久不衰的“白居易现象”。这不仅得益于唐朝盛世的吸引，亦得益于前代中日友好往来的铺垫。由此可见，梳理平安时期及之前的交流历程并探究白居易诗集广受追捧的原因是分析白诗对平安文学影响的重要依据。

故本章主要围绕平安时期“白居易现象”兴起的背景及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对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接受情况分析提供较为清晰的背景依据。

1.1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文化交流情况

汉文化的域外传播最早是通过人种的迁徙和移居实现的，尤其是在汉字文化圈

中，许多国家的远古传说都能显示出彼此之间悠久的交往渊源。如朝鲜有“箕子开国说”，日本有“泰伯后裔说”，越南有“神农子孙说”等。虽然这些仅仅只是传说，但足以看出这些国家自发迹起便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联系。尤其是日本的古代文化，历朝历代从官方派遣使者进行外交往来，到僧侣、留学生以及商贾主动赴唐学习，都可见其与中国文化往来的身影。本节就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往来的概况进行梳理，以期对白居易在日传播的背景和情况有大致了解。

1.1.1平安时期之前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是从何时开始的，学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自上古时代便已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并且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再到本土化的过程。平安时代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则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过程。本节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1）被动接受时期

中日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始通过路桥交流。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两国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迁徙实现。这些渡来人向东迁徙到日本，或是躲避战乱，或是移民。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往来大多都是非官方的交往。他们在迁徙中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并将先进的耕作工具、耕作技

术以及铁器等带去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具有重要作用。自此，日本社会的生产方式开始从以狩猎采集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耕种纺织为主，进入到了农耕文明时代，并且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具有政权形式的部落，为了促进部落的发展，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向中国派遣使者进行学习。

（2）主动接受时期

据史料记载，中日的官方往来最早是从两汉时期开始的。在《后汉书·东夷传》

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

极南界也，光武赐予印绶。”①但由于弥生时代的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倭国大乱”，政

局不够稳定，因此当时的官方往来次数还十分有限。直到3世纪前后，日本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部落联盟国家—邪马台国，其女王卑弥呼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先后五次派遣使臣赴中国交流学习，甚至还亲自前往进行交流学习。他们将当时先进的制度、技术以及文化在归国时带回了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

到了大和时代，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中日的官方交流被迫中断。朝鲜文章博士的讲学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推广的中坚力量。如百济博士王仁与阿直岐受邀到日本向大和朝廷上贡献书并为皇太子讲学，这其中就包括《论语》和《千字文》，这一记载也被认为是汉籍传入日本之伊始。在此之后，随着讲学使者越来越多，大量汉籍开始涌入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此外，通过日本出土的相关文物和上古书籍上的汉字记载可知，此时的日本还未出现自己的文字，文书撰写以及官方交流都是用汉字进行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总体上是以大陆文明如洪水般从高势区冲向低势区的灌输式传入，即通过渡来人以及朝鲜博士，将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向日本。虽然从弥生后期开始出现了官方往来，但由于中日两国政局的不稳定性，这一时期的交流并不频繁，并且交往模式都是以朝贡的方式进行的。

（3）全面学习时期

到了大和时代后期，日本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大和政权，为巩固统治提升国力，开始进入到了全面学习中国的时期。除《论语》和《千字文》外，越来越多的汉文典籍开始传入日本为统治阶级所学习，尤其是《尚书》、《诗经》及《礼记》等儒家

①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821.

典籍。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语言的传播与学习，更是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治国方略为日本统治阶级所了解和学习，使得儒学思想在日本传播开来，并应用在国家治理当中。

到了飞鸟时代，中日两国都处于较为稳定的大一统局面，为两国的交流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当时的推古王朝开始积极向中国学习。尤其是在圣德太子执政期间，十分崇尚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并以此在日本实行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改制。先是在公元603年仿照中国的官阶及选官标准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打破了之前的世袭官制，开辟了较为公平的选官用人制度。之后于604年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核心，制定并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在这部宪法中，不仅有13条21款条文的内容引用了中国的《礼记》、《尚书》、《诗经》以及《文选》等作品，其表现手法及遣词造句更是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同时，在思想上还包含了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可谓是集汉籍之大成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汉文典籍的吸收和表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部法令既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令，也是第一部汉文文章，标志着汉文学在日本流行的开端。此后，圣德太子更是在607年至614年间先后四次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隋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这一系列全面向中国学习的举措，不仅为刚建立不久的国家政权在制度法律以及思想和经济上打下基础，更为日本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小野妹子赴隋时的“国书事件”，表现出这一时期的日本不再想以称臣和接受册封的方式与中国进行往来，而是想要力争取得与隋朝平等的外交地位。

到了推古朝后期，为了建立完备的国家制度，实现以天皇为统治中心的中央集权专治统治，日本更加积极地向当时繁盛的唐王朝学习。舒明天皇在公元630年，就开始向唐王朝派去遣唐使进行学习。直到宽平六年，菅原道真提议废除遣唐使为止，日本在200余年当中先后18次派出遣唐使。这些赴唐使者和僧侣不仅深入学习了中国的典章、制度、法律、文学、书法、绘画、医学、建筑等优秀的成果，更是将大量儒家经典和佛教典籍带回日本供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学习和运用，在之后的“大化改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把从中国学习到的各种制度与文化几乎应用到了改革中，如：效仿中国开始采用年号以及国号进行纪年，废除世袭贵族制采用中央集权封建官僚体制，效仿唐朝“均田制”建立“班田收授法”，采用唐朝的“租庸调

制”等。这次改制帮助日本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进入奈良时代后，中日交流开始走向鼎盛时期，出现了以唐为师的“天平文化”。虽然这一时期不足百年，但遣唐使的数量却最多。其中733年的遣唐使规模最大，达到了近600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此外，当时日本平城京都城的建造就是以唐朝都城长安为样板，一些佛教寺院也是按照中国的寺院进行建造的，还效仿唐朝的教育制度开始兴办学校对贵族和官吏的子女进行教育。在中央设置大学寮，地方设置国学，到嵯峨天皇时期甚至还开始鼓励兴办私学，并且将《周易》、《尚书》、《礼记》和《春秋》、《孙子》、《缀术》和《九司》以及《史记》和《汉书》等经典汉籍作为必修书目进行学习。

除了对中国的制度、律令、佛教、建筑等方面进行全面学习外，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史书编撰方面，使用汉字并引用汉籍中的语言完成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其中《古事记》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书，其文风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其语言借鉴了《论语》和《诗经》等儒家经典，其内容涵盖上古神话传说、历代天皇历史年谱以及历史英雄人物，与中国上古神话有着紧密关联。《日本书纪》则采用编年体记撰的方式记录了上至神代下至持统天皇年间的历史，同时积极参考了众多的中国典籍。神田秀夫教授就《日本书纪》对中国古籍的引用与借用进行了统计，发现共涉及到11部汉文典籍，出现3191处。在文学创作方面，此时的唐朝正处于文学高度繁荣的时代，故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文选》以及《玉台新咏》等被带回日本，受到了贵族和知识阶层的争相学习。在韵文文学方面，日本最早的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于751年编成，是日本汉诗的发轫之作。其中收录了64位汉诗作家的120首作品，以文武天皇、大津皇子和大友皇子以及大津皇子等为代表的贵族诗人居多。其诗风深受中国六朝及初唐诗歌的影响，多为五言诗，有多达40处句式模仿了中国诗歌，有241处引用了中国典故。其内容以侍宴诗、应制诗，吟咏风月的诗歌居多，可以看出这部汉诗集既是日本汉诗之精髓，也是中日文学交流的结晶。随后又诞生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这部文集用汉字进行创作，是上古和歌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日本的“诗经”。它在创作上受到了《文选》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吸收了中国古典长诗的优点，体现出和歌与汉诗的紧密联系。在内容上，《万叶集》中有许多的边防歌，反映出从军的艰辛妻子对戍边丈夫的怀念等，与唐代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十分相似。综上所述，

这两部韵文世界的代表作，不论是在形式、语言还是内容上都能看出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这些新颖的文学形式和内容为日本中古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日本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相对稳定的政局为官方往来提供了保障。并且随着学习的深入以及政治的需求，统治者也不再只满足于通过“第三方”学习中国的先进制度与文化，开始主动派遣使者赴唐学习。在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再到全面效仿”这三个阶段之后，日本进入了“天平文化”时期。这一中日交流的盛况为之后平安时代的“国风文化”与“和魂汉才”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1.1.2平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

到了平安时期，日本社会逐渐步入到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延续奈良时代的汉风文化时期和本土化时期，实现了从移植到创新的重要转变。

在平安初期，日本仍以“全面唐化”为主，继续大量引进汉文典籍以供贵族和知识阶层学习。据严绍璗先生在其《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对《日本国见在书目》所录典籍的统计可知当时已传入日本的汉籍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种类繁多，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科技、艺术等各个方面，二是引进数量庞大，达到了一千余部，一万六千余卷。这些汉籍的引入为日本带去了丰富的学习材料，也使得日本朝野上下形成了汉风文化。嵯峨天皇在位期间更是兴办大学、国学以及私学，推动了日本的汉学发展。不仅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更是为日本文学培养了大量具有文学修养尤其是汉学修养的人才。这一时期属于日本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的日本文学作品，不仅全面学习吸收唐文学的思想理念与写作技巧，就连句式、用词及典故都体现出对中国文学的移植。首先是诞生了三部汉诗集——“敕撰三集”即嵯峨天皇下令编撰的《凌云集》（814年）和《文华秀丽集》（818年）以及淳和天皇时期下令编撰的《经国集》（827年）。这三部汉诗文集标志着日本汉诗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后期日本汉诗发展及本土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诗学理论也开始为日本文人所接受，其中遣唐的归国僧人空海在学习了王昌龄的《诗格》以及陆机的《文赋》等从六朝到初唐的诗学理论后编纂了《文镜秘府论》，此时期的日本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创作汉诗文的热潮。除了对《文选》及《玉台新咏》

等六朝诗集的学习和运用外，唐朝的诗歌也对这一时期汉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在日本广为流传、备受推崇并对日本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要数白居易的《白氏文集》70卷。

醍醐天皇曾感叹道：“吾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都良香在其《都

氏文集》中赞叹道：“集七十卷尽是黄金。”日本文曲星菅原道真也在其《菅家文

草》中提及：“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①。可见从上至下的平安贵族及知识分子，

都将《白氏文集》视为“诗之典范”，开始竞相模仿白诗进行创作，逐渐形成了“白体诗”。同时，《白氏文集》的到来也为日本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小野篁、岛田忠臣以及菅原道真等，其中以菅原道真对白居易的接

受最为全面且精妙。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在其《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中就《菅家文草》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化用、引用文集多达80

余次，涉及500余首白诗。但不同于平安初期的照搬模仿，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人更多的开始在学习白居易的写作手法及词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诗文。

在平安中后期，道真积极向宇多天皇建议去废除遣唐使的派遣。一是由于唐末中国政局混乱，不适合再派遣使者赴唐往来。二是经过近300年的唐风移植，日本已基本完成了改制并且在文化上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三是由于平安前期日本文化进入到了“国风暗黑时期”。所以应削弱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逐步形成日本民族的本土文化。四是遣唐使的派遣会耗费大量国力，并且路途遥远艰辛。而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频繁，满足日本对唐货的需求。天皇同意了他的谏言，并于公元894年正式废止了在日本存在了20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自此，两国的官方交流逐渐减少。日本开始了在吸收优秀唐文化的基础上，注重将外来文化向本土化转变的过程，并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在佛教、音乐、绘画、书法、文学等方面的转变都体现出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逐步实现了由“汉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过渡。

比如在佛教方面，唐朝归日的学问僧最澄所传播的“天台宗”便源于中国。将日本圣德太子奉为中国天台远祖慧思的转世，把中国佛教与日本皇室联系起来，体现了平安佛教因势利导、兼顾内外的理念。在绘画方面，唐代的绘画技法传入日本

①菅原道真著,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东京.岩波书店,1966,306.

后，发展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大和绘”。在文字方面，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创造可谓是日本文化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此之前日本是没有自己文字的，交流则是通过口耳相传实现的。在汉字引入后，统治者运用汉字或以汉字注音的方式进行记载和创作。而由于语言与文字之间的不协调，日本人很难用汉字和注音的方式流畅地表达本民族的思想情感。而经过“万叶假名”这一重要阶段后，终于在9世纪后期创造出属于日本的假名文字，完成了汉字的日本化进程。在文字方面的这一重要转变使得日本的文学开始逐渐摆脱出汉文的束缚。平安文人能够开始用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从而开辟出日本文学创作的新途径。同时，随着众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传入日本，日本文人能更为充分地学习唐代诗歌及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本民族的文学审美特点创作出许多异于唐风文化的文学形式及内容。而在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白居易的作品仍是这一时期日本文人的创作典范。不同的是，平安文人不再仅仅只是将白诗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将其视为“诗媒”，从中借用意象和典故等灵活地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这一转变体现在日本文坛的各个领域之中。首先是韵文世界的本土化，在汉诗领域，不同于平安前期的敕撰三集，这一时期以岛田忠臣和菅原道真为首的平安中期诗人更多的是将白居易的作品当作创作的灵感和模板，用以创作属于自己的汉诗作品。在和歌领域，作为日本文学特有的形式，在汉文学盛行的平安初期一度坐上冷板凳，几近消失。而到了平安中期的“国风时期”开始得到文坛的重视，将其与汉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新型和歌。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大江千里、纪贯之和纪友则等人。他们奉天皇之命先后编纂了《句题和歌》和《古今和歌集》。《句题和歌》为日本和歌提供了新的创作形式，即以中国诗歌入题进行创作的“句题”形式。《古今和歌集》则几乎收录了自《万叶集》之后到当时所有和歌作品，用假名书写，有意识地淡化了汉诗对其的影响。将日本民族独特的和歌文学与受唐风影响的汉诗文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日本韵文文学的两大支柱，由此掀开了日本文化史上崭新的一页。除了和歌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众多文学形式，如散文文学以及物语文学。在散文方面，先后出现了《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和泉氏部日记》以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散文名篇。这些平安时期的女性作家用优美流畅的平假名抒写着自己的感情，开拓了日记与随笔等散文文学的新体裁，同时在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对白诗的接受痕迹。在物语文学方面，作为日本文学中特

有的文学体裁，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伊势物语》为代表的“歌物语”，另一类是以《竹取物语》为代表的“传奇物语”。但其风格与内容都受到了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以及唐传奇的影响。之后陆续出现了如《宇津保物语》、《落洼物语》以及之后的《源氏物语》等，标志着日本物语文学开始逐步走向完善。尤其是《源氏物语》作为“日本物语文学高峰”，其内容和语言和中国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化有着密

切的关联。作者紫式部受其家庭影响从小就建立了深厚的汉学功底，故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文学的影子。尤其是对白诗的运用，达到了102次。她在融合中日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以“物哀”为主体的美学观，使得《源氏物语》成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

从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概况中可以看出，日本在充分学习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及文学形式。其前期通过照搬移植中国的制度、法令、教育、建筑、文化、风俗、艺术、文字以及文学等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并且通过对汉文学的学习和模仿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和写作基础。到了中后期，更多中唐时期优秀的诗歌作品尤其是《白氏文集》以及一些新颖的文学形式和内容传入日本。而这时日本文人已不满足于对中国诗文的移植，开始有意识地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逐步将这些文学理论，写作方法及内容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相结合，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诗文作品。

1.2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及其原因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成功案例的原因剖析是不可或缺的。针对走出去的作品而言，其成功不仅归功于作品本身或作者本身，还与时代背景，受众群体以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本节结合上一节对平安

时期中日交流背景的分析，对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归纳。

根据最早有关白居易诗文传入日本的相关记载来看，白居易的作品是在承和五年（838）传入日本的。自传入起便受到了皇室与贵族的广泛追捧，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文集。从9世纪起到12世纪，日本文坛还出现了历经400余年久盛不衰的“白居易现象”，成为中日文学交融历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见白居易在日本的文学地位、日本文人对他的喜爱程度以及他对日本文学产生的影响，都超过了同朝的“李、杜”二人。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中，从韵文到物语和散文等文学形式无一不体现着对白居易作品及其艺术表现手法的接受痕迹。在韵文方面，由大江千里编撰的《句

题和歌》之中收录的126首和歌，有74首是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创作的。此后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中收录唐诗1110首，包含诗人149人，其中仅白居易一人的诗歌便占得535首，位居榜首。藤原公任的《和汉朗咏集》中收录汉诗695首，其中唐诗有234首，仅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收录了139首。此外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诗的作品更是多达500首。在物语方面，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有154处援引白诗，开篇更是以《长恨歌》中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为原型，讲述桐壶帝与更衣的爱情悲剧。在散文方面，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引用中国典籍23处，其中白居易的诗文就占到来13处之多。由此可见，白居易的作品对日本中古文学尤其是平安时期的文学发展与变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要谈及平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必离不开探索《白氏长庆集》对其的影响。因而探究日本“白居易现象”产生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同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的国的社会文化。对当代古典诗歌的海外传播提供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关于白居易在日本影响深远的原因，日本汉学界很早便开始进行研究。如冈田正之在其《日本汉文学史》的第九章中对白居易《白氏文集》在日本受到广泛传诵

的原因总结为：一是白诗在唐朝时期就已经盛行开来，二是白诗平易流畅，三是白

诗具有佛教思想。①青木正儿也在其系列讲座的第二卷中提出：“众目所见，吾国之

诗受白乐天影响最大，其流行原因是乐天诗名当时在支那已颇高。另外，其诗平易，

赋予情趣，我邦人易解其中妙趣。”②他们将白居易之所以为日本人喜闻乐见，归结

于白居易诗集本身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和白诗语言浅显易懂的特点。

1943年金子彦二郎在《白氏文集受尊崇流行因由新考》中对白居易诗文流行的原因总结为四点：一是白诗创作的社会背景与我国平安时代的社会背景极其相似。第二，白乐天的身份地位与我国平安朝文学家的身份地位极为相似。第三，白居易的性格、兴趣以及为人等方面，恰好与我国平安时代人的喜好吻合，是日本人所钟

爱的类型。第四，日本所引进并学习的白居易作品《白氏文集》共有70卷，从质上

和量上都较为充分，对平安时期的文人来说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文学大辞典”。③这

一归纳较之前而言更为全面，不仅就其作品的特点而言，也加入了对时代背景和创

①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M].东京:共立社,1929,169.

②青木正儿.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2,362.

③金子彦二郎.白氏文集受尊崇流行因由新考[J].福冈:艺林社,1995,97.

作主题关系的对比。

1948年，神田秀夫在《关于白乐天影响的比较文学的考察》中对上述学者归纳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白氏文集》虽在唐朝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本也同样盛行，这是两回事。他们各自或有其盛行的原因，却未必存在直接的联系。他对白诗“平易流畅”这一观点表示肯定，但是对第三点提出反驳。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因为日本人的接受是有选择性和倾向性的。如果把《白氏文集》当成参考内容，断成一句一联地理解，就会忽视白居易整体的价值，失去对其诗文中

思想的深入了解。所以要把当白诗做榜样，建立起范本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思

考，而不是单纯的读者与作者。①他最终将白居易文集流行的原因归为六点：第一，

七十五岁高龄，寿终正寝。第二，晚年获得相当高的地位。第三，一生思想兼容儒释道三家，是一位稀世之才，为人为学都十分圆满。第四，是一位受民众爱戴的诗人，具有很强的亲和力。第五，如冈田正之所言其诗“平易流畅，自然妥帖，如行

云流水，恰似诗人的性情。”第六，如金子彦二郎所言，《白氏文集》恰似一本“百

科字典”并且是诗人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②

到了1984年，猪口笃志在前人基础上编著了《日本汉文学史》。在其中的第三章中对平安时期白居易流行的原因进行了阐述：第一，白诗通俗晓畅，朗朗上口。第二，在发源地中国颇为流行。第三，白乐天清廉高洁，忠心耿直，从不攀附权贵，不结党营私，并且乐观豁达，风流倜傥。第四，当时日本信仰佛教，白居易的思想融合了儒释道，其文集中包含了佛法真理，被日本人所吸收。第五，白诗数量众多，

且取材广泛，除了涉及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词汇丰富

多样，是诗文的典范。③不仅肯定了前人对原因归纳的成果，也将白居易个人特点中

高尚的品格，诗作中的佛老思想归于其中，使得原因更为丰富。此后太田次男也在其《从千载佳句到和汉朗咏集—以白诗为中心》一文中对白诗流行原因作出相似的较为全面的总结。

而国内也陆续发表了对白居易在日本流行原因的研究论文。先后有1996年袁荻涌《白居易作品在日本》将白居易广为流传的原因归结为：一是契合日本民族的审

①神田秀夫.关于白乐天的影响的比较文学的考察[J].国语和国文学,1948(11),122.

②神田秀夫.关于白乐天的影响的比较文学的考察[J].国语和国文学,1948(11),125-126.

③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M].东京:角川书店,1984,142.

美观念，二是白居易的处事哲学为日本知识阶层所推崇。①2004年刘瑞芝《论狂言

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一文中提到：白居易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和当

时日本对法华信仰的推崇，造就了白诗狂言绮语观的引入。②2016年刘妍在其《浅

论日本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一文中认为是唐朝与平安时期时代的相似性以及

白诗本身语言与内容的亲和力即人生经历与万事万物的感知以及对民众的关心等方

面都体现了白居易的人格魅力。③2017年坚白《为什么白居易在日本备受推崇》一

文将白居易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原因归结为：第一，白诗在中国本土的流行成为日本商人选本的依据，为白诗引进日本提供了条件。第二，白居易是为数不多喜爱整理文集的诗人。第三，唐代末期的战乱使得许多诗人的文章丢失，没有完整的文集可

供传播。白居易的文集成为为数不多的完整文集。第四，894年遣唐使的废除，使

得白居易文集能在日本文坛长期占领主要汉学地位的重要原因。④2018年许凌薇《平

安时代白居易诗歌广泛流传的原因研究》将原因归结为：第一，日本天皇对白诗的

推崇。第二，白居易闲适诗风与日本皇室贵族甚至是本民族的审美旨趣相似。⑤2019

年谭培培《谈日本文学中的白居易情节》将白居易诗词被推崇的原因总结为三点：

第一，内容丰富，便于平安文人学习。第二，白居易诗词的佛学思想以及审美旨趣

与日本平安时代相似。第三，白居易诗文通俗易懂，语言流畅且押韵，⑥这三点原因与2019年杨帆发表的《从经济文学视角探究日本文学中的白居易情节》⑦一文观点

相同，在此不做赘述。通过对上述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白居易在日本深受推崇的原因探究大多相同，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如2020年李光泽《白居易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原因刍议》在对日本学者研究的总结之上，提出了补充观点，即白居易对自己诗集的分类是唐代其他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分类方法。即白居易根据内容和体裁上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四类，并且对同一卷及同一时期的作品都加以分类编排为数卷。而与其对应的《文选》大致分为诗、赋、杂文三大类，以及诗、赋、骚等38小类又按照内容将赋分成了15门，把诗分为23门。虽然这样的做法可以体现出作者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的观点与思路，但过于庞杂反锁，

①袁荻涌.白居易作品在日本[J].唐都学刊,1996(03),39-42.

②刘瑞芝.论狂言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J].外国文学评论,2004(04),74-80.

③刘妍.浅论日本平安时期的“白居易现象”[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29(23),185-186.④坚白.为什么白居易在日本备受推崇[J].文史博览,2017(12),56.

⑤许凌薇.平安时代白居易诗歌广泛流传的原因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8(18),96.

⑥谭培培.谈日本文学中的白居易情节[J].智库时代,2019(09),140-141.

⑦杨帆.从经济文学视角探究日本文学中的白居易情节[J].今日财富,2019(20),64.

没有白集那样容易接受。因此白集成为文人学习的参考书目。①

通过上述对中日两国关于白居易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原因梳理归纳，并结合上一小节对背景的陈述将白居易在日本得以流行的原因归纳如下：

1.社会环境

从外部的社会环境来看，公元6世纪至9世纪是中国的隋唐时代，对应的则是日本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及平安时代。在这一时期，隋唐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教育制度以及文学成就等，在当时都属于领先地位，吸引着周围国家赴唐学习。而日本作为与中国往来频繁的国家自不能放弃这个学习进步的好时机，自607年派遣小野妹子遣隋起至894宇多天皇正式废除遣唐使，日本近300年不间断地派遣大批遣隋使和遣唐使赴中国学习，体现出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佛教以及文化等的强烈意愿，这一外部因素为中国诗歌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遣唐使在收集文集时的首要依据是看其流行的程度，而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在当时的唐朝流传甚广，老少皆宜，因此被遣唐使广泛收集带回日本。

第二，则是隋唐政府积极友好的外交政策。隋唐的统治者想要与周围邻国建立友好邦交关系，因此以开放的胸怀以及政策欢迎外国使节、留学生以及留学僧来中国并且优待他们，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甚至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人才被聘为唐朝的官吏，如阿倍仲麻吕等。鼓励了一大批来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僧以及来往的日本商贾。形成了中日交流史上的第一次繁盛时期。

从日本内部社会环境来看，第一，平安奈良时代如《文选》及《千字文》等汉籍的传入与学习，不仅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制度，更是为日本的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并一定形成了汉文风潮。这些都为平安时期白居易诗歌的学习和借鉴提供了语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诗歌尤其是《白氏文集》成为皇室贵族争相学习的内容。在《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中有提到：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朝商人带回的物品中挑选出《元白诗笔》献给仁明天皇。天皇爱不释手并因此给其升官。可见平安

时期历代天皇都极力推崇白居易的诗文，从嵯峨天皇开始，便在宫中设置《白氏文集》的侍读官。学习儒家经典和白居易的诗文成为天皇的必修课。在皇室的倡导与推动下，白居易的作品成为宫廷大臣之必备，吟诵白诗是宫廷中彰显高雅的形式，

①李光泽.白居易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原因刍议[J].北方文学,2017(14),17-19+37.

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研究白居易的结社。为白居易作品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受众保障。并且也为平安时期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文风，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水野平次先生就在其《白乐天与日本文学》一文中提出：白居易的诗歌是因为给时代注入了新风尚而颇受平安贵族喜爱和推崇的。

第二，白居易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时期，这些起伏的经历与感触都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得以表现。此时期的日本平安王朝也在经历着王朝的衰变由于外戚夺权专政，皇室贵族的权力逐渐消失，他们醉心于诗文无暇政治，用诗文寄托他们的思绪，这与白居易诗文中的观念相契合，因而其诗文中的内容更能引起日本社会的共鸣。

第三，奈良时代后期由于日本文坛对汉文化的大量学习与效仿，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汉诗作品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子，被称为国风暗黑时期。为了削减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促进日本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平安末期894年菅原道真向天皇提议停止遣唐使，天皇也下令停止了了遣唐使的派遣工作，因而白居易的作品有幸成为最后一批赴日的汉籍作品，踏上了这座文化孤岛。避免了唐末战乱对其的破坏，成为日本社会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及风貌的重要参考文本。

2.受众群体

白居易在唐朝中期的文人中虽不及李杜，但也已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声誉。虽然他一生曲折经历了位居高官，也经历了贬黜偏远，但终归官居太子少傅，属于官僚阶级。并且从其作品和成就上也可看出其文化修养较高，这一形象与平安时代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吻合。因为平安时期的文学还属于贵族文学，只有天皇和贵族官僚才可以接受很好的汉文教育，而这些贵族的日常生活以及政治追求和远在中国的白居易有共通之处，即有关“风月”与“仕途”。这些情感与追求上的相似易引发彼此的共鸣，所以白居易的诗歌深受追捧。此外白居易虽一生宦海浮沉，但其晚年及后世都享有较高的地位，并得以安享晚年七十五岁寿终正寝，这一美好的结局是平安时代后期知识阶层的贵族所期盼的，因为在那一个动荡的政局中，保全自身得以善终是人生的追求。

3.思想与审美

第一，两者间审美情趣的吻合。不同的地理情况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日本作

为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变化分明并且长期雾气的萦绕，更为岛上增添了一抹神秘朦胧的色彩。在狭长的岛屿上狙击了众多不同的景象，如雪山、海滩、温泉、峡谷、山涧、瀑布、森林等独特的自然环境。但同时也常年遭受着各种灾害，如火山、海啸、地震、台风以及暴雪等。这样独特的自然氛围与经历造就了日本民族对这些稍纵即逝的自然风光的敏感与热爱，他们将对生活的感触加入到文学中，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物哀”思想。“物哀”是日本民族传统审美意识中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内涵为：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将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相融合，形成的精神世界的统一，即自然与人生各种情态的触发引申出的优美、纤细、哀愁的情感。而白居易诗中感慨自然，追求幽玄与物我交融的闲适诗与感伤诗正是对自然生活的描摹与感叹，这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相契合。通过《千载佳句》中收录的白诗，大多体现了诗人对自然对草木的热爱。再以平安文学中接受较多的白居易诗作《琵琶行》中的“月”、“夜”、“水”、“音”的意象描写及结尾的“哀”为例，都是通过物象抒发诗人的感慨，且多是悲叹。这也就难怪平安朝上至天皇下至女官都沉浸在白居易的诗作中。

第二，白居易的儒释道相交融的思想，也是其诗文广受喜爱与学习的重要原因。日本平安时代是佛教与道教思想兴盛的时代，而白居易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老思想正是日本文人心中所追求的，故而深受喜爱。

4.作品特点

白居易的诗之所以可以流传甚广，主要得益于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

口，不似李杜那样辞藻华丽，更易于域外的传播与推广。同时白居易也是唐代诗人中作品保存最多的诗人，一生创作诗文作品多达3840首诗，并且由于白居易本人的经历曲折而丰富，其作品的取材范围涵盖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季更迭与日常生活皆是其创作的源泉。从16岁开始作诗到75岁寿终正寝，不论是涉及各年龄段的生活经历、学习情况、出世为官，还是身处宫廷、府衙、私邸、深山，河流，甚至是显荣贬谪、宿直退衙、游宴歌舞、哀伤欢愉、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都可以在其诗中得以体现，可谓是仅一人之作却包罗万象。白居易本人也在《醉吟先生墓志铭序》中提到：“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之中，开卷而尽可知也，故不备书”。由此可见白居易作品中涵盖内容之广泛，这样的作品为平安时期知识分子了解中唐社会的制度、文化、及风貌提

供了重要参考材料，堪称一本较为完备的“文学大辞典”。因此，其既具韵律格式又

通俗易懂的诗文备受平安文人的喜爱，得以广泛的流传开来。

5.作者自身

白居易是唐朝诗人中少有的注重整理文集之人，因此使他一生创作三千余首作品大多都得以流传下来。而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样喜欢整理作品，其文章大多是后人整理成册的，并且在其晚年还遇上了唐末的安史之乱使得许多作品遗失，因此没能像白居易一样对日本平安时期的汉诗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对白诗在日本得以广为流传的原因进行较为全面地剖析，为后文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分析提供较为全面的背景支撑。本节首先对中日两国就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前一节对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交流背景的论述，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方面将其大致归为五点：即社会环境、受众群体、思想与审美、作品特征及作者自身。除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外，内部因素才是促进白诗为日本贵族喜爱的重要因素。如白居易的性格爱好与审美意识同日本民

族的“物哀”思想十分相似，故可以引起彼此的共鸣。同时白居易的儒释道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与平安时期崇尚佛法的日本相契合，故有利于其文集的传播。此外，白居易及其作品在当时的唐朝十分广布，故成为使者和商贾争相收集的内容。就白居易的作品本身而言，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可以为日本人了解中国，学习诗歌创作提供学习的范本。并且其语言浅显易懂，更便于日本人理解和学习。

第二章平安时期日本韵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

通过上文对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文化交流情况，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交流进行梳

理，不难发现日本古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典籍的传入息息相关。从绳文时代开始的被动接受到大和时代至平安前期的主动学习，再到平安后期的本土化进程，日本的古代文学史可谓是一部中国文学接受与创新史。

正如前文提及，日本在上古之时是没有文字的，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交流。随着渡来人和百济博士将大量汉文典籍代入日本，向日本传授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日本才逐渐开始利用汉字进行书面的表达和记录。由此可见，在上古时代日本并没有以文字形式撰写和记载的书面文学。虽然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有关日本远古神话与传说的踪影，但是这些形式不一的口头文学只可看作是日本文学的启蒙。

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是在汉字东传日本后，统治者及知识阶层开始利用所学到的汉字和汉语知识进行文书、律令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而开始的。倭王武给刘宋政权的上表文是最早的有记载的书面文书。其文体是按照魏晋南北朝骈文对仗的形式撰写的，可见在当时倭王武已经对中国的文字及文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与学习。而学界普遍认为，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汉文文章是由推古王朝圣德太子所作的《十七条宪法》。这篇文章不论从思想上，内容上以及表达上都体现出圣德太子极高的汉学修养，同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学习已具有一定高度。在思想上，全文十七条法令都是围绕儒家“仁、义、礼、智、信、德”以及“三纲”撰写的。在内容上，大量引用了中国经典的《史记》、《汉书》、《论语》及《礼记》等文献典籍中的内容。在表达上，其遣词造句与格式韵律等都沿袭了当时的六朝文风，其中尤对《文选》的学习和应用最为广泛。

到了奈良时期，随着大量遣隋使与遣唐使赴唐学习与交流，日本与当时的隋朝以及后来的唐朝都建立了友好的邦交关系。隋唐先进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不仅帮助日本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完成了大化改新，使其从原来的奴隶制国家逐步过渡到封建专制国家。同时派遣的留学生与学问僧以及使者大臣通过在中国学习，具备了较高的汉学素养，并且积极地与隋唐的文人进行文学方面的往来交流，如以诗歌互答的形式进行往来。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阿倍仲麻吕（即晁衡）以及空海等人。

而当这些留学生与学问僧归国时，他们从中国带回大量的汉文典籍以及当时新兴的文学内容，促进了日本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例如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三本以汉字书写的记纪文学，即712年的《古事记》、713年的《风土记》以及730年的《日本书纪》。这三本记纪文学作品不仅包含了日本上代的历史，同样也囊括了诸多形式的文学内容，如日本的原始歌谣、传说及神话等。此后，随着奈良时期天皇对于汉文的重视，

不仅在宫中邀请百济博士讲学，更是设立专门的汉文学习机构，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以及当时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必修书目及官吏的考试科目。并规定汉文不合格者不能成秀才。这些全方面深入的汉文学习不仅促进了日本知识分子汉文水平的提高，也为日本汉文学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其中诗歌作为数量庞大、短小精炼且韵律十足的文学形式，首先受到了日本贵族及知识分子学习模仿。这一时期日本第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以及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先后问世。此外，奈良时代天皇经常举办一些宴会，并在宴会上吟诵汉诗，以此作为展现学问及地位的方式。因此汉诗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也就此发展起来。虽然这一时期日本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但大多都是对中国诗歌及一些典籍中句式、典故以及内容等的引用与移植，并呈现出汉文一边倒的局面。

到了平安时期，经过近两个世纪对中国文学的学习与传承，日本的汉文学蓬勃发展且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汉学人才。平安初期在嵯峨天皇在位时期日本的“唐风文化”兴盛到极致，先后编撰了《经国集》、《凌云集》以及《文华秀丽集》这三部汉诗文集，被称为—敕撰三集。其作品无论是从数量或质量方面都较前朝有了极大提升。并且相比之前的时代而言，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且深入，诞生了日本第一部文论即空海编撰的《文镜秘府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仍是以中国六朝文学及初唐文学的诗风及形式为主，并且由于此时期的作者与受众群体较小主要集中在天皇及平安贵族，其诗多为侍宴诗及应制诗等宫廷诗歌。到了平安中后期，在积极学习中国文学理论及经典的同时也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日本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当中，自觉地将中国文学及理论与日本民族的文学审美相融合起来。其文学作品文风及内容形式的转变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日本古典文学史中重要的分界时期，即汉风文化到国风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自此日本文学开始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其中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乃至日本的古典文学影响最为深刻且久远的当属白居易及其诗作《白氏长庆集》。

关于白居易诗歌是在何时传入日本的，最早的记载是公元810年嵯峨天皇时期的一则轶闻。当时《白氏文集》刚传入日本，只有宫廷中有其藏本，唯有天皇得以诵读，别人未有此机会。于是嵯峨天皇在读过文集后，对其中《春江》一诗颇为钟爱，将其稍加修改变为“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遥望往来船。”拿给小野篁看，测试

他的汉文水平。当小野篁在看了这句诗文后立即指出，此句中的“遥”本应为“空”，

受到了嵯峨天皇的赞赏。①可见在白居易40岁时其诗文便已传诵到日本，受到日本

贵族的追捧与学习。但是白居易此时对其文集还尚未整理完毕，根据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遣唐使以及一些有学问的留学生及僧人带回的。

而最早的官方记载见于《文德天皇实录》，提到了在公元838承和五年，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朝归国的商人手中得到了《元白诗笔》。因其十分珍贵，故将其献给当时的仁明天皇，并因此获得赏赐升官进爵。可见在仁明天皇时期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就已经颇具名气，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就已有白居易的诗歌陆续传入日本，为平安皇室及贵族学习。

同时，从嵯峨天皇开始，日本于宫廷之中设立《白氏文集》侍读官这一岗位。因而学习与诵读白居易的诗文成为了天皇的必修课。侍读官是由世代承袭的大江一族担任的。在大江匡衡的《江吏部集》中提及：“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代，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宇，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当今盛兴延喜、天历之故事，而匡衡独为《文集》之侍读。”可见大江家族从大江千古开始到大江匡衡都对白居易的诗文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是将白居易的文学作品作为专门的知识进行研究，可见其汉学造诣之深。此外，在皇室的倡导之下，平安时代的贵族及大臣也将其文学作为必备的文学修养。他们将吟诵白诗，据白诗进行创作当成是彰显高雅以及展现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早期研究白居易的结社“尚齿会”。还出现了许多《白氏文集》的整理本，如神田本、金泽文库本以及那波道园本。这些文集参考了从唐至明中国的白集版本，对白居易作品在日传播具有重要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白诗不仅在平安时期广为流传深受喜爱，在其后世都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在公元10世纪左右，随着白诗的流传与学习，

①丸山清子.关于流入当初状况的考察,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五卷:围绕白诗受容诸问题,东京,勉诚社,1994,209.

除天皇与贵族外，越来越多的平安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并学习白居易的诗文。他们逐渐摈弃了“齐梁旧体”开始转向效仿白居易清新平易的风格进行创作。而在创作中也不再只是照搬与模仿，更多的是在作品中展现日本文学审美的情趣与特点。

可见白居易的作品在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文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每每谈到汉诗文，必提及《文选》与《白氏长庆集》。而白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日本平安时期的汉诗世界中，就连平安时期的和歌文学也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灵感，推动了其表达方式及选材等方面的革新和拓展。除了平安韵文文学外，如《枕草子》及《源氏物语》等平安物语文学与散文文学中也处处可以看出对白诗的灵活运用。并且在此后至少四百年间，日本各类文学形式中都有参考白居易文学的痕迹。正如严绍璗先生在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界来说，白居易文学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异国的文学珍品供人鉴

赏和研究。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楷模，供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仿

效。”①

本节主要围绕平安文学中韵文作品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发现日本韵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特点。

2.1平安时期日本韵文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2.1.1汉诗世界对白诗的接受

日本的汉文学指的是中国文学东传后，经过日本民族的接受、学习、模仿和改

造，创作出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汉诗便是其中独特而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日本古代诗歌文学体系的两大支柱之一，与本土的“和歌”不同，日本汉诗自产生之初就受到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影响。

日本汉诗大致起源于大和时代后期，在江户时代达到鼎盛，至明治维新后逐渐走向衰退，期间绵延近1300年，对日本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东京出版的《汉诗文图书目录》统计，从大和后期到明治维新，日本出版的各种汉诗集共计769种，包括近20万余首汉诗，而这远远不是汉诗的全部，由此可见日本汉诗在日本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而关于其源头，德川时代的《诗辙》中有提及：“本邦之诗，世传始于大津皇子，实始于淡梅帝之皇太子大友皇子也。为《侍宴一绝》：皇明光日月，帝德

①严绍璗.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02):86-96+61.

载天地。三才并昌泰，万国表臣义。在于《怀风藻》之开卷，是我邦汉诗之滥觞也。”

①此外汉学家江村北海及塚田大峰也都对汉诗的起源进行过相关研究。他们普遍均认

为大友皇子为汉诗之鼻祖，并提出汉诗起源于天智天皇时代绝非偶然，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正如第一章所提及，此时的日本对外而言，其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都落后于唐朝，故多次派遣唐使和商贾入唐交流学习。唐诗作为唐代文学成就的精华，成为日本遣唐使者、留学生、僧侣以及商贾争相收集的内容。对内而言，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受众主体均为皇室贵族，并且受到天智天皇及之后历代天皇的极力推崇，如设立专门讲学汉文的机构与官职等，推动了汉文的学习与推广。同时宫中经常会组织各类赋诗宴会，甚至开始以诗取仕，这些举措使得汉诗得以蓬勃发展。这一阶段虽处于汉诗发展初期，但在浓厚的汉文风尚的积淀下，汉诗的创作成就颇丰，在奈良中期751年，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文集《怀风藻》问世。作为日本汉诗的发轫之作，这部汉诗文集多诗文格式以五言为主，写作手法多用对偶，题材多以侍宴诗、应诏之诗及咏物抒怀诗为主，深受中国六朝文学的影响。创作多学习及仿照《文选》及《玉台新咏》，语言庄重，诗风绮靡。到了奈良时代中后期，以长屋王为中心的诗人不再拘泥于模仿六朝诗歌，开始接受初唐的诗歌题材及风格，题材开始趋于多样化，但是在学习上还停留在表面，在创作上还是以借用模仿中国诗歌为主。在奈良时期，日本汉诗文坛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长屋王、藤原宇合、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至平安初期，以嵯峨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治集团在继奈良时代广泛摄取六朝文学的汉学传统之上开始积极接触并学习盛唐文学，其中就包括骆宾王、李白、张志和、白居易及元稹等人的诗作，并且随着皇室与贵族的重视以及上层知识分子对传入汉文典籍学习的深入，日本汉诗迎来了重要转机与发展，先后编撰问世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以及《经国集》这三部日本文学史上重要的三大汉诗文集。与先前《怀风藻》不同，这三大汉诗集中有大量学习借鉴唐朝的新诗出现。在格式上，开始侧重运用七言，甚至还开拓了长诗以及杂体诗。在写作手法上，除对仗外，其韵律平仄也趋于和谐。题材也更加丰富多样，从以应制之作为主逐步扩展到交游、咏物抒怀等表达作者经历及感受的诗作。除了官修文集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藤原明衡编撰的《本朝文萃》为代表的私家文集。到了平安中

①三浦梅园:《詩辙》(卷之一),日本东京凤出版,昭和四十七年復刊,3.

后期更是开始了汉诗本土化进程。这一时期的汉诗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较奈良时期有了巨大发展。

2.1.1.1平安时期及之前日本汉诗的变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期日本汉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精，从模仿到创新的飞跃性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1.创作集团汉文功底的积淀

正如上述提及，日本汉学的博兴滥觞于奈良时期，这一时期为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与文化，天皇下令要求贵族和官员通晓汉字并全面学习各种汉文典籍，同时设立“学职”，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孝经》、《论语》及《诗经》等经典汉籍，官吏录用考试更是以汉文不合格者不可为秀才为标准。并在文学、绘画及书法等艺术领域全面仿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以学习汉文化为主流基调，这就为日本汉诗的博兴奠定了重要的汉文基础。但由于处于创作初期，诗人的汉文基础不够深厚，所以在创作方面多以借用或套用中国诗文为主。而后由于历代天皇都十分推崇汉学，到了奈良末期及平安初期更是将原来的“学职”更名为“大学寮”，并且随着传入汉籍种类的丰富，将汉文学习的范畴从原来的“明经道”拓展到了“明法道”“纪传道”以及“算道”。为汉文学习及汉诗的创作奠定了深厚文学基础。同时，历代天皇频繁地举办诗宴，为汉诗文人提供了汉诗创作的平台。诗人们在交游与创作中不断提升了创作水平。除中国的文学作品外，文学理论也开始在这一时期由归国的学问僧带回日本，空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空海在唐朝学习数年，在其学成归国之时，不但精于佛法典籍，在汉诗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他不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汉诗作品，更是将中国的文学理论适时引入日本，并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吸收借鉴了《诗格》、《诗议》、《唐朝新定诗格》及《文赋》等中国诗论文献中的精髓，编撰出了日本第一部诗话《文镜秘府论》。书中，空海参照中国六朝至中唐的文论内容，论四声、举八病，论格式、辨体裁，为日本国内的汉诗学习与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有了这些丰富的汉学积淀，平安中后期的文人不再拘泥于刻板借用中国诗歌中的诗句进行“仿写”，而是开始将中国诗歌作为“媒介”，运用其中的典故、意象、格式、韵律等结合诗论进行自主创作。自此日本汉诗开始走向本土化的进程。

2.创作主体的变迁

首先要提及的是汉诗创作主体的变化。由于在中国汉文典籍传入之初，其数量较少，且由于路途遥远且艰险这些汉籍来之不易，所以只有那些从中国来的汉人后裔以及天皇贵族等少部分人得以诵读学习，绝大多日本文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书籍，使得当时懂汉文的日本人屈指可数。故在汉诗兴起之初，其作家群体大多都是汉族归化人的后代及几位具有汉学造诣的天皇和朝廷重臣，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天智天皇以及小野等人。但是到了平安中后期，随着以“大学寮”为代表的官学以及一些私学的兴盛，越来越多的日本文人开始识汉字、学汉籍。这就使得诗人的数量及范围得以扩大，逐步发展成为以日本贵族及官僚阶级为主的本土创作群体。

3.审美意识的变迁

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诗歌题材的转变。以上述提及的《怀风藻》为例，从这部汉诗文集中可以窥探出日本汉诗发轫期作品的特点。该文集共收录64位诗人的120首汉诗作品，其中侍宴从驾诗34首，宴诗22首，游览诗17首，抒怀诗9首，闲适诗9首，七夕诗6首，赠答诗6首，咏物诗5首，其余为一些零散类型的诗文。可见，这一时期的诗歌题材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为上层贵族的侍宴之诗，二为游览述怀之诗。创作的内容多是歌颂天皇的政绩与圣德及咏物言志等，题材范围较为狭窄，内容大多相近，到了奈良末期和平安初期甚至一度形成模式化。这是因为在汉文学传入之初，就是无关民间生活与政治的贵族享乐文学。汉文学起源在宫廷内，天皇及贵族将其视为一种附庸高雅的生活乐趣，加之懂汉文及会运用汉文的人屈指可数，除书写与中国的官方外交文书外，汉诗存在的主要场合便是庆典及宴会上的吟诵。这就使得汉诗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表现为在语言上追求辞藻华丽、在内容上歌功颂德。

直到公元九世纪左右平安中期，日本汉诗的发展开始呈现出新的转机——日本社会的变迁、盛唐诗歌及诗论学习以及白居易诗文的传播。到了平安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诗人们的文学基础与创作经验得以不断积累。归国的留学生及留学僧，不仅将他们在唐期间全面学习并收集的众多优秀的汉文典籍带回，为汉诗创作提供了不同于六朝和初唐的文风及题材内容。同时他们在留唐期间与中国唐代的文人积极往来进行诗歌互答。他们创作的汉诗与日本本土的侍宴从游诗不同，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盛唐诗歌风格的影响。其内容更注重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及诗人自身的感受。他们创作的新型诗歌为平安时期日本汉诗文人提供了更为本土化的参考资料。这就使得日本汉诗开始走出宫殿，不再是仅仅围绕辞藻华丽歌功颂德的宫廷之诗，开始转型从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及经历出发，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使得诗歌的内容更加生动多样。同时与日本民族感伤自然的审美情趣相结合，踏上了本土化的进程。

在这些传入日本的汉文典籍中，对日本文学尤其是韵文影响最大的当数白居易的诗文。他的诗文备受天皇推崇，并且内容与情感十分契合平安文人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识，因而受到广泛追捧。但同前代仿拟套用原句的接受不同，此时的诗人们将白诗作为“诗媒”，通过借用其中的“意象”进行创作。到了平安中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白体诗”，即在模仿白诗的基础上与本民族的审美与情感相融合。这一时期的诗人更是将白居易神化，不仅作诗赞，也在诗中频频出现白居易入梦或有关白乐天的传说等。更有甚者，如平安时期的岛田忠臣将自己看作白居易的儿子，将其诗文及创作理念带到了日本，可见白居易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无出其右。

虽然日本汉诗自其产生起便是与政治无关的享乐文学，但由于平安末期日本社会的巨大变革，造成了这一时期汉诗文风及内容的改变。平安中期日本正处于外戚专权，皇权没落，统治阶层奢靡腐败，百姓生活困苦的动荡时期。由于汉诗的创作团体多是官僚贵族，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家族或是没落，或是遭到贬黜，或是不得善终。因此他们开始将诗歌的创作与自身的遭遇相结合，或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或是抒发对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的感慨。自此日本的汉诗创作开始具有政治功能，与中国文学中“诗以言志”的文学思想相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侍宴及享乐之作，开始转向咏物言志，借物抒怀的言志诗。

4.“和魂汉才”的提出

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汉诗以压倒性的优势流行于日本，被称为“汉风时期”。但在之后长期的接受过程中，日本汉诗创作团体开始具有本土意识，致力于将汉诗本民族化，使之成为日本本民族的文学形式。在这些新型汉诗文人中，岛田忠臣、菅原道真及大江维时等人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和魂汉才”这一观点，便是菅原道真在其《菅家遗诫》中提出的。他认为汉文学的创作应当以日本本土的文学内容与审美为依据，然后将中国的诗歌与诗学理论活用在作品中，以此来创作

属于日本本民族的汉诗作品。此后，大江维时在其《日观集》中也对日本社会存在的“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的文学态度进行了批评，加之在公元838年菅原道真上奏谏言取消了遣唐使的派出，自此日本文学开始走向全面本土化的进程。

综上可知，这一时期的汉诗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杰出的代表人物有嵯峨天皇、小野篁、都良香、菅原道真及岛田忠臣等人。他们的作品虽具有时代之差异，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白诗的语言和诗中的意象。可见，白居易的诗文和其艺术创作的手法广泛受到了平安诗人的钟爱，对汉诗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本朝丽藻》中提出：“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范，

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

本节主要就平安时期汉诗世界中岛田忠臣与菅原道真两位重要诗人作品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发现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对白居易诗歌接受情况的特点。

2.1.1.2平安汉诗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通过对他们创作的汉诗作品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这一时期汉诗世界对白诗的接受已不仅局限于表面的效仿，开始以白诗为“诗媒”，将白诗中的诗句与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工创新以形成作者自己的内容。同时白诗中大量的典故与意象也为汉诗文人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灵感。其接受情况如下：

1.对白诗格式韵律的接受

除五言汉诗的创作外，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受白居易诗歌作品的影响开始出现七言汉诗的创作。岛田忠臣的《田家文集》以及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收录的大量七言汉诗便可看出这一语言形式的变迁。而除了常见的四句一首的绝句外，白诗的传入还给日本带来了律诗这一新型的诗歌体裁。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中，律诗成就的佼佼者是杜甫。但由于杜甫的作品不多，且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力不大，所以白居易的律诗就成为平安文人争相学习与模仿的典范。这一形式的传入使得汉诗的篇幅得到很大程度的扩展。同时，律诗的创作对韵律格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这就要求创作者具有一定的语言功底。除传统的律诗外，这一时期的白诗中还出现了排律。即在严格按照一般律诗的格式基础上，却不拘泥于四韵八句的传统律诗，不断将其延长到五韵甚至五十韵，并且各句之间严格遵循平仄。如白居易的《代书诗寄

微之》一诗，其排律就多达五十韵。可见这一时期诗歌的形式和声律都较前代更为成熟。

而菅原道真作为日本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对中国诗歌尤其是白居易诗歌的深入钻研，为其汉诗创作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良好的文学基础。成为日本第一位仿照白居易律诗进行排律的汉诗文人。例如其创作的汉诗《新月》排律多达20韵，《叙意》一诗更是多达一百韵。这些都是日本平安时期长律诗的典型代表。此后，经过日本汉诗文人不断学习与尝试，律诗在日本汉文学中逐渐发展起来。除了这些仿照白居易七言诗与律诗创作的“白体诗”外，也出现了更为灵活的“仿体诗”，如兼明亲王的《忆龟山·二首》便是仿照白居易《忆江南》的形式创作的。现举其中一首为例进行分析：

兼明亲王《忆龟山》

忆龟山，

龟山久往还。

南溪夜雨花开后，

西岭秋风叶落间。

岂不忆龟山。

白居易《忆江南》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可以看出这两首诗都采用了长短句相结合的结构，其句式结构都采用了“35775”的形式，且诗歌的韵律也几近相同。可见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人对中国诗歌的学习借鉴已经不仅局限于诗句，意象等方面。他们对诗歌的格式及韵律有了一定的认知，同时能够主动结合本民族的诗歌风格，将这些从中国传入的文体格式灵活地运用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推动了日本汉诗的进一步革发展。更有甚者，如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就仿照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创作了《寒早·十首》。在形式上，这十首诗同白居易的二十首诗的格式相同，且每一首诗都是以同一句诗作为开头首句，并用题目二字作为第二句的首词作为引导。例如，白诗每首都以“何处春深好”做开头，下一句诗是以“春深”为开头进行创作。道真诗则是以“何人寒气早”作为每首诗的开头，并以“寒早”作为每首第二句的开头。在内容上，每一章节围绕一个内容进行讲述，但彼此之间却环环相扣，内容连贯。这一独特的诗歌形式被称为“定格联章”。其中“定格”指的是固定不变的格式。“联章”则指的是将两首以上的相同格式的诗文连起来组成一整套诗文。这类诗文在格式与韵律上都有严格要

求，如每首诗的字数与句数都要保持一致，并且在韵律方面也要有一定规律，文体的要求十分严格。菅原道真能将这一形式灵活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可见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汉诗创作方面的造诣极高。

2.对白诗诗句的接受

这一时期的接受方式不同于平安初期对白诗诗句的直接摘录与套用，大多作者已经对白诗已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汲取白诗诗句时多是将诗句加以消化与

创新后再融入自己的诗文中。以岛田忠臣的作品为例，在《春日雄山寺远望》中“吹

绽三千世界花”①化用的是白诗《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中的“见尽三千世界春”②一句。在《夏日纳凉》中更是创新地将白诗中的“鱼笋朝餐饱”③这一中式消暑方法，灵活化用成“把来冰颗飡三口”④的日式消暑方式。可见诗人对白诗的理解

程度以及诗人的独创性。再以道真的作品为例，在《菅家后集》中的《不出门》一

诗，其“一从谪落在柴荆，万死兢兢跼蹐情。”⑤中的“柴荆”就出自白诗《秋游原上》中“清晨起巾栉，徐步出柴荆”⑥一句。而“都府楼才看瓦色，观音寺只听钟声。”

一句，化用的是《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一诗中“遗爱寺钟欹枕听，

香炉峰雪拨帘看。”⑦一句。在《菅家文草》中，如卷二的《秋夜》一诗中“梁上鸡迟知未晓”⑧化用了白诗《晚秋夜》中“邻鸡鸣迟知夜永”一句。“月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化用了白诗《晚寒》中“急景流如箭，凄风利似刀”⑨一句。卷

四的《法华寺白牡丹》中“名犹唤牡丹”化用了白诗《白牡丹》中“亦占牡丹名”

一句。卷四的《正月十六日，忆宫妓踏歌》其中“此夜应同新月色，他乡不似旧年

心。”⑩化用的是白居易《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中“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⑪一句。此外还有卷五《雨晴对月，韵用流字》中的“蟋蟀寒声

五夜秋”化用的是白诗《九日寄微之》一诗中“蟋蟀声寒初过雨。”再如卷六《答裴

①②③

④

岛田忠臣.田氏家集[M].东京,免诚社,1993,84.

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86.

岛田忠臣.田氏家集[M].东京,免诚社,1993,48.

岛田忠臣.田氏家集[M].东京,免诚社,1993,127.

⑤⑥⑦⑧⑨⑩

⑪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M].东京,岩波書店,1966,499.

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324.

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28.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M].东京,岩波書店,1966,499.

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724.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M].东京,岩波書店,1966,333.

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06.

大使见酬之作》一诗中“相劝故人何外事，只看月咏望风嘲”化用的是白诗《将归渭村先寄舍弟》中“咏月嘲风先要减，登山临水亦宜稀”一句。在《后集》中的《闻旅雁》中的“我为迁客汝来宾，共是萧萧旅漂身。”化用的是白诗《放旅雁》中“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一句。卷6中更是将白居易《春江》一诗中“莺声诱引来花下”一句直接当做题目。这一接受类型在大江维时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其《林开雾半收》就是以白居易《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三韵以纪之》中的“林开雾半收”为题。诸如此类的接受案例还有许多，在此不做一一列举。可见道真作品对白诗首接受情况更为普遍。

正如金子彦二郎曾在《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中对《菅家文草》中白诗的接受情况统计提到：《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诗多达八十余次，涉及白诗超过五百余首，可见道真的诗文颇具白诗之风。

3.对白诗题目的接受

在这一时期的汉诗世界中对白诗的题目、意象及诗文中所体现的儒释道精神的接受也较为多见。

从对题目接受的角度来看，有许多对题目类型的灵活化用的案例。如《白氏文集》中许多诗文都是以时间为题的，这一命题规律也展现在平安时期的汉诗作品当中。如白诗中有许多带有“八月十五夜”的题目，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中也有许多类似的题目。如《八月十五夜宴月》、《八月十五夜惜月》以及《八月十五夜宴各言志》这三首都是以此为题的汉诗。菅原道真的《其菅家文草》中也有《八月十五夜月亭遇雨待月》、《戊子之岁，八月十五夜，陪月台，各分一字》、《八月十五夕，待月。席上各分一字》、《八月十五夜思旧有感》以及《八月十五夜，同赋秋月如毛珪，应制》等7首以“八月十五夜”为题的汉诗。而在岛田忠臣之前，日本汉诗中从未出现过吟诵月夜的诗文，可见他是现存日本古代文学中最早使用此题目与题材的汉诗文人。除了这样直接的引用外，岛田忠臣创新性地对这一题目进行化用，创作了《十二月十五夜对月》一诗。此外其文集中更是有多达22首汉诗都是以时间为题的。同样在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也有约58首以时间题的汉诗，。

白居易的诗歌还多以事物命题，如四季、自然景物与景观（雪、月、风、霜、秋月、梅、兰、竹、菊、山川与寺庙等）以及动植物等。这些内容正如第二章所述，十分契合日本民族喜爱自然风光，感慨四季变迁的审美意识，故岛田忠臣与菅原道

真的作品中有许多以这些事物及景观为题的诗。在《田氏家集》中有《早秋》、《题初雪》、《惜樱花》、《见蜘蛛作网》、《夏日纳凉》等30余首相关汉诗。《菅家文草》中以此为题的汉诗更是多达134首。

此外，白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交游赠答诗，其中含有“游”“赠”“寄”“答”“别”“酬”等词的题目有许多。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如《田氏家集》中以《游山寺》、《酬裴大使答诗》等以赠答与交游为题的30余首汉诗。《菅家文草》中的这类题目更是多达百余首，有《春日独游三首》、《别文进士》以及《冬夜对月忆友人》等名篇。在此之前，平安文学中还未曾涉及此类题目的汉诗作品，可见两位作者对白诗的接受比较全面且深入。

从对题目本身的接受情况来看，有直接引用白诗题目的案例。如岛田忠臣的《无题》《自咏》以及道真的《就花枝》、《南园试小乐》以及《不出门》等都与白诗同诗名。

也有将白诗题目化用后创作出的新题目，比较直观地化用有岛田忠臣的《落发》一诗，从中可以看出白诗《感落发》以及《叹落发》的影子，且二者都表现出作者对衰老发出的感叹。道真的《白发叹》一诗也有相似之意。再如道真的《法华寺白牡丹》与白居易的《白牡丹》类似。道真的《寻隐者不遇》与白居易的《寻郭道士不遇》有密切关联。比较灵活的化用也有不少，如道真为缅怀自己去世的儿子所作的《梦阿满》一诗看起来就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可以看作是从白居易怀念儿子所创作的《阿崔》一诗中获得的灵感。

4.对白诗中意象的接受

从对白诗意象的接受情况来看，白诗中对自然事物与景观的描摹为平安文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意象以及灵感。如岛田忠臣将白诗看作是其创作的“诗媒”并在其诗中写道“坐吟卧咏玩诗媒，除却白家余不能”以及“声价随风吹扇俗，诗媒逐电激成章。”的诗句。第一例“除却白家余不能”突出了白居易诗文的独尊地位。第二例中“诗媒逐电激成章”更为强烈，用夸张的手法，将作者阅读与学习白诗的感受比喻成像触电般猛然获得创作的灵感。由此可见白诗对岛田忠臣的影响十分深刻。在忠臣的作品中我也可以发现，“诗媒”的应用不光体现在对白诗诗句的活用，更多的是将白诗中的一些意象开创性地运用在忠臣的汉诗中。如《田氏家集》中的《夏日纳凉》一诗中的“蕉纱”与“夏服”是对白诗《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

先寄此诗》一诗中“蕉纱暑服轻”中意象的接受。同时“纳凉”这一意象也是从白诗中汲取而来的。此外白居易诗中对“晚春”的感叹在忠臣的诗中也有所体现。如《三月晦日送春感题》、《晚春，同门会饮，玩庭上残花》以及《暮春》等12首相关诗文。这一主题在其之前的日本汉诗作品中几乎没有见到，可见是从“诗媒”中获得的。关于秋天在忠臣之前的汉诗作品中多是赞颂秋天的美与红叶的美。而岛田诗中的“秋”则蒙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亦可看作是从白诗中获得的启发。此外岛田忠臣的诗中还涉及到许多描写“月亮”的汉诗，尤其是“秋月”这一意象的描写也从还是中汲取了相应的内涵。白诗中的“残花”以及“雨中花”也在忠臣的诗中展现，如《西掖门下曲饮，逢晚春玩残花》以及上文提及的《晚春，同门会饮，玩庭上残花》一诗提到了“残花”，在《赋雨中樱花》提到了“雨中花”。忠臣的学生菅原道真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对白诗意象的接受。如有关“纳凉”这一意象，道真也作有《纳凉小宴会》。白诗中多次提到的“白头翁”在道真的作品中就以白头翁为题创作了《路遇白头翁》。在《早春内宴，侍仁寿殿，同赋春娃无气力，应制一首》一诗中不仅将春娃无气力一句直接入题，同时其中的“残妆”、“珠匣”也是出自白诗。春娃一句出自《洛中春游呈诸亲友》，“残妆”这一意象出自《伤春词》，“珠匣”出于《镜换杯》。仅一首汉诗就吸收了白居易的三首诗，可见道真对白诗的熟识程度。此外，“晚春”“悲秋”“月夜”以及“衰老”这些白诗中的经典意象在菅原道真的作品中也都有涉及，在此不一一赘述。

5.对白诗中儒释道精神的接受

从对白诗中儒释道精神的接受情况来看，平安时代的汉诗文人学习白诗大多都是学习其诗文创作的格式韵律、遣词造句以及题材内容等表象的方面，极少深入去挖掘白诗的深层内涵。而有心深入了解诗文背后精神世界的文人也大多是将自己的经历与见解带入其中，所以平安时期汉诗世界对白诗的接受大多是片面的。这是由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观念，以及诗人的群体以及人生经历所导致的。中国的诗歌作品多是诗以言志用来展现作者怀才不遇、批判时事以及感慨自然等情感，而日本平安时期的汉诗文人其创作大多体现的是对自然的感悟。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对白诗的接受多集中在白居易的闲适诗，感伤诗及律诗之上。

作为平安后期汉诗文坛的代表人物，岛田忠臣对白诗的接受除了将其诗中的内容视为自己创作的“诗媒”外，也仅仅汲取了白诗中在描摹事物时体现的写实精神。

菅原道真则与之不同，由于道真与白居易都是官员身份，并且有着相似的宦海经历，因此道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白居易的儒家入世精神，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道真后期对白居易讽喻诗中精神的接受。道真的汉诗作品同他两次升迁以及两次被贬的经历有关。我们可将其诗作风格大致分成得意时期与失意时期两个阶段。也是道真从“诗臣”到“诗人”的转变。

道真的得意时期是其两次在京为官时期，也是道真的“诗臣”阶段。这一时期所作的汉诗基本都是辞藻华丽的应制之诗。其内容或写良辰美景，或写风花雪月，或是歌功颂德，又或是描绘自然。道真这一阶段的汉诗作品更加注重诗文的遣词造句以及格式韵律，故虽篇目众多，但缺乏内容上的创新与思想上的深度，很少受到重视。而当菅原道真离开朝廷，被贬地方后，其诗歌创作发生了转变，开始出现描写百姓生活疾苦以及诉说自己心中的愤懑的讽喻诗，逐步走向“诗人”阶段。如《寒早十首》、《博士难》、《有所思》《诗情怨》《游览偶吟》、《舟行五事》、《春日感故右丞相旧宅》以及《哭奥州藤使君》等汉诗作品都是道真作品中较为典型的讽喻诗。

道真的所作讽喻诗数量并不多，同时其诗中的讽喻精神也与白诗中的不尽相同。在《博士难》、《有所思》以及《诗情怨》这三首诗中主要描写的是道真因其地位与才华遭人嫉妒与栽赃，突出的是诗人本人内心的苦闷。《早寒十首》、《舟行五事》、《游览偶吟》以及《春日感故右丞相旧宅》这四首诗则是通过书写百姓生活疾苦借此表达对官吏的批评，这两类诗作与白居易诗作中的讽喻精神较为贴近。

在《寒早十首》一诗中涉及到“走还人”、“钓鱼人”、“浪来人”还有“卖盐人”

等十类人，用来做每部分的主人公。用他们的故事描写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苦，表达

出道真对这类人的怜悯之情。在《游览偶吟》①中，道真用赞州与京都进行对比将赞

州描绘成“鸟出樊笼翅不伤，青山碧海任低昂”的自由之地。反观京都却是“京中水地王公宅，畿内花林宰相庄”。在那里优美的地方都被征为了王公贵族的府邸。更是通过“口戏贪怜诬犯限，眼偷临望叱窥堂”的语句，深入刻画了那些具有权势之

人的自私和虚伪。通过批评权贵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在《春日感故右丞相旧宅》

中道真用诗嘲讽那些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在《哭奥州藤使君》②中通过哀悼藤原滋

实，向其诉说了自己的冤屈同时也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诗中用“僚属铜臭多，铄人

①菅原道真.菅家文草[M].东京,岩波書店,1966,256.

②菅原道真.菅家文草[M].东京,岩波書店,1966,327.

煎骨髓”描写出官吏对百姓的残酷剥削。用“总领走京都，豫前颜色喜”刻画出卑劣的买官者形象。用“归来连坐席，公堂偷眼视。欲酬他日费，求利失纲纪。”去描写宫中贪官污吏的那般丑陋。这些诗句在内容上都超越了道真个人对自我得失的计较，反而更加关注社会与百姓的利益，这些都可看作是对道真之前讽喻诗内容与精神的一种升华。

总之，菅原道真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讽喻诗突破了在此之前日本汉诗文人对白诗接受的局限，更多地从精神层面继承了其“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为汉诗的创作开拓了更为广泛的领域。

然而，道真创作的讽喻诗除了少数用以表现百姓疾苦，抨击王公贵族，贪官污吏外，其余大多都是为自己叫屈喊冤，进而批判那些嫉妒自己并恶意中伤自己的人。很难看到对朝政及统治者的批判。反观白居易的讽喻诗，其讽喻诗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社会黑暗，针砭时弊，以此反映百姓疾苦，用以批判统治阶层的缺陷与不公，以达到劝讽的作用。因此，白诗较道真诗作有着更高的思想境界，这也许是因为出身官宦家庭的道真不会像从小颠沛流离的白居易那般对百姓的困苦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

6.对文集中编撰与作注方式的接受

从文集的编撰方法来看，《菅家文草》的编撰方法也体现出对《白氏文集》的模仿。《菅家文草》是由《前集》、《后集》以及《续集》三部分构成的。并且在编排时前1-6卷为诗，后7-12卷是收文，这样前诗后文的编撰方法白集中也有体现。此外，白居易的诗文多用题记，道真也学习了这一方法，因此在其诗集中就出现了许多使用题记的作品。这一方式在日本平安汉诗的创作者中当属首创。

从作注的方式来看，《田氏家集》与《菅家文草》中出现了大量的诗注，这一方式也是从白集中借鉴而来的。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经国集》中，发展到道真一辈对这一形式的接受更为全面且灵活，本节以《菅家文草》中作注情况为主进行分析。

通过对《菅家文草》中的注进行分析，发现其诗注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注于诗题之后的注，二是注于诗中的注，三是注于诗后的注。这些都与白居易的作注方式如出一辙。注的内容及作注的目的主要是用以交代诗文的创作背景、创作时间、写作缘由，也有对诗句和其中的一些词语进行解释和出处说明的注，还有对汉诗诗体进行解释的注，如（应制、屏风画等）以及其语句中对押韵情况进行的阐述。

除对作注形式的接受外，菅原道真对白诗注释的表达方式也有所接受。如白居易诗集中的注释多是以“自此后诗……诗作”这一格式书写的，道真的注中也有“以下……首，……作”这样类似的语句。此外，白居易的作品中还经常会使用“……，故云”这一形式。道真的作品中也常出现这一表述。可见，道真诗集中的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白集作注方式的影响。

2.1.1.3小结

本节主要围绕日本汉诗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分析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平安诗人对白诗的接受已从之前的全面模仿转变为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创新，尤其是在菅原道真“和魂汉才”的号召下，日本汉诗开始结合本土的审美意识与文学形式进行创作，促进了汉诗的本土化。就对白诗的接受情况来看，对诗句的模仿的案例较前代已减少许多，更多的是将白诗作为“诗媒”进行更为灵活自主的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汉诗焕发出新的生机，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汉诗作品。《田氏家集》以及《菅家文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在奈良时期和平安初期衰微的“和歌”也在这一“和风”浪潮中再次兴起，开始与汉诗相互融合，成为更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而通过对这一时期和歌的分析，发现其中也有白居易诗歌影响的身影。

2.1.2和歌世界对白诗的接受

如果说汉诗是中国文学影响下的产物，那么同作为日本古代韵文文学两大支柱的和歌则是日本本土产生的文学形式。和歌源于日本的上古原始歌谣，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一种结构与音律相对定型的文学形式，故其语言与内容都具有明显的日本民族特色。但随着汉文学在日本的兴盛，尤其是在平安初期，日本文坛一度形成了以汉诗主导，和歌衰微的形势。而到了平安中后期，日本本土的文学意识开始觉醒，日本文人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和文学”的发展之上，至此和歌开始重新焕发光彩。但活跃在汉诗领域的相当一部分文人同样也是和歌世界中创作的中坚力量，因此和歌的发展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本节就以平安时期和歌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进行简要的论述。

2.1.2.1平安时期及之前日本和歌的变迁

日本的诗歌文学实际上尤指和歌，源于日本的上古原始歌谣。最初是用以表达本土先民生活劳作、宗教信仰以及情感的带有一定音律的文学形式。随着历代不断

地发展，逐步定型成为诗歌的形式。在内容上，从原来的祭祀、咒语、酒宴、劳作等表达情感自然流露的主题，逐步加入了咏颂事物、抒发个人情感与需求等更为广泛的主题。在形式上，这一时期日本发明了文字用于记载史实和进行文学创作，但就抒情文学方面，这时期的文字形式还不足以能够很好地诠释出文人所要表达的审美情趣与思想情感。故开始借用汉字的音与义来标注日语，以此产生了万叶假名，促进了和歌的发展。在篇章格式上也从原来字数与句数不固定的上古歌谣逐步发展成为格式规整的诗歌结构。音律也逐步形成了相对确定的五七调交错的形式，即句数从原来偶数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奇数为主。篇幅也由原来的长篇为主逐步发展为短歌、旋头歌、片歌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形式，但多以音律为“五七五七七”的五句体短歌为主，这就形成了日本古代和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发展的阶段性标志是——奈良时期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诞生。自此，日本和歌开始逐步褪去了原始歌谣的雏形走向成熟的诗歌形式。

综上所述可知，和歌是根植于日本上古歌谣而形成的文学形式，其主题、语言、格式以及音律都具有明显的本民族特征。但由于从大和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全面学习并接受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随着中国的文学典籍大量传入日本，汉文学在日本逐渐兴盛起来，彼时许多日本的汉诗文人都兼做和歌，故和歌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首先日本和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是从文字与音律开始的。正如上文所述，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和歌借用汉字的音与义进行创作的，故和歌对中国文学的最早接受是从文字及其训读开始的。而后，中国的诗歌逐渐传入日本，日本和歌领域同汉诗一样开始对六朝与唐朝的五言与七言的诗歌形式进行学习并用以规范日本汉诗与和歌的创作。和歌的序和题也都是运用汉文进行撰写的，并且歌题的创作大多都是以中国的诗歌典籍为参照。此外，在大化改新与壬申之乱后，日本建立起天皇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的儒学思想与典籍对日本文学创作的影响颇深，和歌作品进一步脱离原始歌谣的神化性，开始逐步转向叙事性的创作。除了赞颂帝德的宫廷颂歌外，也开始加入一些对人生的追求与对社会的关注，许多歌人在创作时还在作品中融入了儒家的教化思想，如纲常伦理之说。并且在这一时期随着佛学在日本的传播，歌人的创作也受到了佛学无常哀感思想的影响。《万叶集》作为这一时代的集大成者，其中收录的各时期的作品不仅很好地体现出从飞鸟时期到奈良时期和歌从集团性逐步向个体性、神性走向人性、抒情

性结合叙事性的和歌发展情况，同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对六朝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的接受。有对诗赋题材与语言的接受，如对《文选》与《艺文类聚》中谢惠连的《雪赋》、谢希逸的《月赋》、鲍照的《咏雪》及沈约的《咏月》等咏物诗赋中的语句词汇的接受。也有对诗歌形式的接受，如将《文选》中的赋题形式用在和歌创作中，将《诗序》中为诗作序的传统引入，在歌后附序。但是与《诗序》中的以序显志概括诗文思想的用法有所不同，《万叶集》中的序多是对情感的增补，可见其创新之处。还有对《文心雕龙》中“铺采摛文”这一写作形式的借鉴，多体现在其中的寄物陈思歌中。同时也有对《游仙窟》中散文创作形式的接受，开始创作如《有由缘杂歌》等的歌物语。诸如此类的接受情况还有许多，可见不仅是汉诗领域，日本本土的和歌作品也都在创作题材、内容、思想及形式等方面积极引进并学习中国的诗文及理论，使得日本在文化交融中实现了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后到了平安时期，汉文学在日本一度形成盛况，故国内外众多学者将这一时代称为“国风暗黑时期”。即汉诗兴盛，和歌衰微的汉文化时期。但其实不然，虽然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确实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这两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将这些外来文学的形式与理论醇化为日本本土文学的一部分，进而促进日本和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2.1.2.2《句题和歌》对白诗的接受

在平安初期的和歌世界中，主要是受六朝《文选》及初唐文学的影响。到了平安中后期，盛唐诗风伴随着白居易的诗文传入日本。其诗中对事物、景色、环境的细致描写以及对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十分契合日本民族的“物哀”思想，从而推动了和歌的写实性与抒情性的发展，其浅显易懂富有韵律的语言更是推动了和歌音乐性的发展。因此平安歌人与同代的汉诗文人一样，开始以白居易为“诗媒”，从中汲取丰富的题材、诗句、词汇及意境等用以和歌的创作。

不同的是，和歌对白诗的接受是将白诗音律化后再翻案作成和歌，即以白诗的诗句为歌题，然后再运用日本的三十一音律阐述此诗句的内容，这一创作和歌的方式被称为“句题和歌”。这一形式顺应了当时日本文坛的“和风化”趋势，将白居易的诗歌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情感相结合进行创作。而对这一形式首先进行大规模尝试的是大江千里奉宇多天皇之命所编撰的《句题和歌》。

《句题和歌》大约成书于宽平六年（894），共收录和歌125首，分为春部、夏部、秋部、冬部、抒怀部、风月部、游览部以及离别部八个部分。由于是和汉文学的早期尝试，直接照搬的部分比较多，因此学界对这一和歌集的态度褒贬不一。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许多学者认为这部和歌集缺乏创新之处，因为其内容几乎都是对白居易诗句的直译与模仿，缺乏创新性与自主性。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也有体现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就客观角度来看，作为初期的创作尝试，《句题和歌》的创作确实是以直接引用和直译为主，其语言和内容不够具有创新性。但是作为中日文学交融过程中本土化阶段的产物，这一形式不仅为和歌的创作拓宽了题材，也为和歌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关于其对白诗的具体接受情况，金子彦二郎在其《平安时代文学和白氏文集》中做了具体考证。其中依据白诗所作的和歌有74首，涉及白诗66首，占到所涉及中国文学作品的67%。其具体的运用分布为：春部中有14首，夏部中有7首，秋部中有14首，冬部中有11首，风月部中有7首，游览部中有8首，离别部中有2首，抒怀部中有10首，由此可见大江千里对白诗的运用十分广泛。通过对其中白诗具体运用情况的分析，笔者发现运用“句题和歌”这一形式对白诗进行接受和运用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也是最直接的一类接受形式，是将白诗诗句用日本的三十一音音律化

后不添加任何改动地直译出来。这一类的和歌有10首，如大江千里取白诗《杨柳枝

词》中“绿丝条下不胜莺”①一句为题，作“树梢添枝条，吐出新绿丝，莺飞来此歇，弱嫩不胜力”。②取《春江》一诗中“莺声诱引来花下”③为题，作“莺啼的声音吵吵闹闹引我们来到花下。”④这些都是直接选取一句白诗翻译成自然流利的一首和

歌，并将其中的意象在歌中表现出来。虽然这一接受形式较为直接，但也体现出作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白诗中的意境日本化。为后期和歌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第二类，也是运用最多的一类，是在直接引用和解释白诗的基础上，加入新的

内容以及作者自身的感受。这一类的和歌有15首，如取《嘉陵夜有怀》一诗中“不

明不暗朦胧月”⑤一句为题，作和歌“云遮月掩其光，春夜的陇月十分珍贵。”⑥这一

①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67.

②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和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J].日本,培风馆,1943,588.

③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90.

④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和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J].日本,培风馆,1943,587.⑤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36.

和歌不仅是对原诗的意境进行了阐述，还加了一些作者赏月后的体会在其中，这是原诗所没有的。可见，这类作品是和歌诗人，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加入自己读后的体会以及对所描写事物的感受。在这一类的接受情况，作者将句题和歌这一形式与本土化更为巧妙结合运用在了创作中。

第三类，是在借用白诗意象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原诗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和歌。这一类和歌有8首，到了这一时期，和歌对白诗的接受已经逐渐向日本和

文学的内容与情感靠拢。如《浮生于梦》这一歌题，化用自白居易的《野性》一诗

中“浮生短于梦，梦里莫营营”①一句，来感叹时间流逝，人生苦短的悲伤。在这里

大江千里则是将其与日本民族的“哀”相结合，以此感叹吾心无所依傍。在梦里时暂觉有所依靠，但是醒来发现却是空欢喜一场。可见在运用白居易诗歌中的意象时作者不仅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感受，更是将其与本民族的审美相结合灵活运用到创作中。

在这之后，许多歌集中都对“句题和歌”这一形式以及白居易的诗歌加以运用。如在《伊势集》中就收有10首句题和歌作品。《文集百首》中更是以白乐天的诗句作句题和歌。这些和歌或引用和化用白诗的语句和意境；或采用诗中的部分语句与词汇，如七言中选五言或两联并一连等形式；再或是将诗中的意象与本土情感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和歌。此外，还有许多仿照白居易作品格式进行编排的书籍，如纪贯之仿照白居易《白氏六帖》的编排形式，创作编排了《古今和歌六帖》。再到后来的《千载佳句》与《和汉朗咏集》，书中的作品看似直接选用了大量《句题和歌》以及《白氏文集》中的诗歌，或其中的部分佳句作为独立的篇章，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诗的意义与情感，将其与本土的审美与情感相结合成为新的内容。

2.2平安时期日本韵文对白居易诗论的接受

除了对白诗格式、语言、意象等方面进行接受外，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开始将目光放到更深层次的内容上——对白居易诗学理论的学习。故这一时期归国的遣唐使者开始带回大量如《诗格》、《诗品》、《文选》及《文心雕龙》等这样经典的中国文论作品，使得日本文人开始接受更为系统的诗歌学习与创作。空海更是依据这些

⑥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和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J].日本,培风馆,1943,596.

①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35.

经典的文论编撰了日本第一部诗话作品《文镜秘府论》，以供平安诗人学习，并规范其汉诗的写作。这一书籍的问世使得中国先进的文学创作思想及理论在平安韵文世界中得以广泛传播开来。

以日本汉诗为例，汉诗虽生于日本，但其根却在中国。有对中国“风雅”传统的接受与创新。中国诗歌的“风雅”之说在《毛诗序》中就有较为详尽的阐述。“风”指的是美刺和教化的功能，臣对君要进行委婉劝谏，君对臣要有教育感化。所以“风”不是直谏批评，而是以歌谣的形式咏出，让统治者意识到，然后自发反省，从而达到修正的目的。“雅”则为正，指的是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礼仪规范。故“风雅”二字放在一起，既指《诗经》，又可用以表达教化规矩之意，还有表达文人墨客风流儒雅之意。日本汉诗中也有“风雅”一说，是在承袭中国诗学中“风雅”内涵的基础上，与本民族“幽玄”的审美情趣相融合的一种艺术风格。在创作思想上，不同于中国“居庙堂之高则有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仕人精神，日本汉诗具有“超政治性”，即远离政治生活和社会现实，追求自然与个人情感的表达，这一差别是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导致的。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受地形与季风的影响其气候多变，并且南北狭长，故自然景物的差异较大。但是，岛内资源丰富，这就使得日本民族形成里喜欢描绘自然景物的情感。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来抒发自己对自然变化无常及人生无常的感慨。此外，日本的政权是由少数贵族所有的，不存在类似唐朝那般的科举制，所以平民不会有入仕的机会。这就使得具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多是皇室、贵族以及官吏。但这一群体大多并无实权，所以他们无心政治，创作诗文仅仅出于享受，而非要以此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此外，虽然日本汉诗是在中国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其自然清新的审美倾向及对自然的描摹与赞美却是极具民族风格的。这是因为日本汉诗的创作多是以由景入情的手法来表达作者对自然的感叹，并以此展现日本民族以悲为美的“物哀”美学特点。可见，日本汉诗虽然对中国诗学中的“风雅”所有承袭，但更多表现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自此，日本的“风雅”内涵开始与中国的“风雅”精神渐行渐远，最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文学理论。

有对儒家实用主义精神的接受。对于诗歌的作用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的主张。他将文学看作是表达个人情感、体察社会风俗、讽喻政治民生、沟通人际关系

的工具。这充分体现了文学所具备的实用主义特征。①这样的诗学思想与当时日本统

治者的需求一致，所以被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进行推广。文学作品作为思想传

播的媒介，成为这一思想的载体，进而融入到日本的韵文创作中去。

随着日本汉诗创作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实用主义精神开始潜移默化地对日本的文学思想产生影响。举《怀风藻》为例，其编撰作者在序言中就对诗歌“调风化俗”、“润德光身”的功用进行了相应阐述。并且在编撰这一文集时也是以“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作为其目的。其中所收录的诗篇不仅蕴含着浓厚的教化与功利思想，同时也展现出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这样的文学创作倾向使得继《怀风藻》之后的日本文学作品逐步开始摆脱《万叶集》以来“颂神”的创作风格，实现了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自此，人开始作为创作的主体，成为文学话语的中心。

除了儒家的诗学思想外，这一时期的韵文世界还受到道家隐逸文学的影响。从这一时期作品题材和内容的变化可以发现，涌现出许多以“访山涉水”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包括“追寻”、“隐逸”、“山人乐”、“超然”、“幽谷”以及“闲居”为题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想要远离凡尘俗世、欲流连在山水之间的幽隐之趣。同时也展现出朴素、真实以及自然的原始神道精神。反映了日本文人对自然以及恬静生活的向往。而这种隐逸思想的产生也对之后日本文学审美意趣的重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见随着这一时期日本汉文学的发展，那些根植于日本本土文化中的神道思想以及大陆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孕育出日本文学自然、真实、淡泊的审美意识，对对之后本土审美意识的重构产生了较为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及转变在平安中期的和歌复兴时期又得以进一步巩固发展。

除了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接受外，最为显著且充分的要数这一时期韵文世界对白居易诗论的接受。白居易本人不仅在其诗文创作中实践着自己的创作理论与思想，更是在其《与元九书》中将诗学的传统、创作的经验进行阐述，最终形成“文章合

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作为其诗论的中心。平安文人充分学习他的诗学观点并将其重点运用在汉诗与和歌的创作中，促进了日本文学的革新。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共有二十段，其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围绕的是写信的背景

①王希宇.论王朝时期日本汉诗与文化主体意识[D].苏州大学,2017.

与目的。第三段和第四段对诗歌的缘起、本质、形式、内容及情感的表达进行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后五段到六段以朝代为序，列举了一些作家及作品来阐述诗歌发展的历程以及诗学思想的保持与变迁，肯定了其中写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之后的段落则是围绕白居易的成长经历以及为官后的宦海经历进行阐述，以及对这不同阶段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最终得出上述结论。在这篇文章中体现的诗学思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思想情感抒发。

（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四）“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的语言韵律协调顺畅。

（五）“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的将诗歌向通俗化推进。

一是对白居易诗学理论核心内容的学习，即学习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文中他提到诗歌创作需根植于社会，用以反映社会现实。他将《诗经》看作是六经之首，因为圣人用诗来感化人心，使得天下得以太平。而《诗经》中的“六义”则充分体现了中国诗歌的传统。从内容上看，“风”展现的是民间生活与情感；“雅”展现的是赞颂帝德或针砭时弊；“颂”则是关于祭祀和颂歌的。从表现手法上看，“赋”“比”“兴”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结合使得诗歌在写实的同时也能将作者的情感很好地展现出来。因此，白居易的创作多是以此为依据，同时根植于社会，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写实风格。他提出，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需反映社会现实，这样读者才能通过听诗来了解社会现况。他还认为，诗歌应当要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效。他用“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来阐述诗歌的作用。他认为诗歌需让上位者补察时政，让百姓宣泄疏导心中的情感。通过这样的文章，天子与百姓得以上下沟通，人们的忧乐相同，天下自会达到和乐的场景。而三皇五帝之所以可以将国家治理好，原因就在于其通晓了诗中所要表达的讽喻涵义并以此为鉴，来修正自己。

日本平安时期的汉诗也接受了这一创作思想，正如前文所言，岛田忠臣与道真甚至是后期的和歌诗人都对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广泛的运用到其汉诗创作中，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以及两位诗人与白居易的经历与地位的

差别性，导致对白居易这方面的接受还大多停留在写实阶段，其中菅原道真的接受则更为深入。因为在其贬谪期间创作了相当一部分依照白诗的讽喻诗。不同的是，菅原道真的诗更多体现的是对自己仕途艰难的苦闷以及对贪官污吏，善妒小人的批判。而具有与白诗相似针砭时弊，讽刺和劝谏统治阶层的汉诗却寥寥无几，这与日本的文学传统息息相关。

然后是从“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角度出发，注重情感的表达。白居易认为诗文中要表达的“情”是既要表达个人之志，更要表现超越个人爱恨情仇的“圣人之情”。因此，文学作品抒发的情感不应仅局限于诗人的个人情感。他批评屈原、苏武等人“各系于志，止于伤别，归于怨思”的创作风格。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在其诗中表达了对于离别的伤感以及对于不公的愤懑等这些抑郁愁苦的个人情感。白居易的这一思想也充分体现在其对自己四类诗文的不同态度之上。如就大众喜闻乐见传播甚广的“律诗”，他却评价道“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因为在他看来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只是用以抒发他个人的感悟，并没有上升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高度。评价最高且最为重视的是他的“讽喻诗”。由于这类诗作契合了白居易的观点，故在评价这类作品时称其具有“兼济之志也”。同时，日本平安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从之前的集团性逐步过渡到个体性，多注重作者自身的情感表达。但由于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以及日本民族“物哀”思想的影响，汉诗与和歌的创作大多学习接受的是白居易的闲适诗。因为诗中的诸多意象为汉诗与和歌的创作拓宽了题材，并且契合日本民族热爱自然、赞颂自然的民族传统。因此，平安文学虽然从白诗中习得了表达细腻情感的方法，但两者对情感表达的需求不尽相同，一个注重的是个人对事与物情感的抒发，一个注重的是“兼济之情”。

三是把握“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即要注重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统一。白居易把“情”、“言”、“声”、“义”分别比作是树木的“根”、“苗”、“华”以及“实”。正如植物的根与果实一样，诗歌中的情与义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内容要做到“根情与实义”的统一。声与言是植物的苗和花，故在形式上要做到“苗言和华声”。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并且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白居易认为诗歌的创作要以内容为根本，语言与韵律为内容服务，只有形式与内容相互统一，诗歌才能更好地展现内容，发挥其抒情言志的作用。此外，白居易还提出了“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的观点，认为诗歌的创作应

该严格按照六义的要求，以发挥其针砭时弊的作用。他反对六朝以来出现的脱离现实只追求辞藻华丽的文风，认为这些只是“嘲风雷，弄花草”，徒有华丽的语言，却“吾不知其所讽焉”。这奠定了白居易语言浅显通俗的特点。平安时期的文人也正是看中这一特点，在学习白居易创作风格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这一观点并不代表白居易不重视语言与韵律，白居易同样也强调“韵协则言

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表示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要注意韵律协调且语言通顺，因为声音悦耳才能使得所作诗歌感人。在白居易看来，优秀的诗歌作品应该是兼顾情感、主题、韵律及语言等多方面的。日本平安时期的汉诗与和歌对白居易诗文的形式与韵律有着广泛的应用。首先正如上文提及，这一时期受白居易七言诗与律诗的影响，日本的汉诗也从原来的五言变为七言，从原来的四句绝句，变为八句律诗甚至是更长的长律，其韵律与格式也与白诗十分相似。

最后从“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的传播学角度出发，应不断将诗歌向通俗化的方向推进。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可见此时期官府选人多以是否掌握白诗为评判标准。所作诗歌应是那些在民间“士庶、僧侣、妇孺等人之间传诵者”。这也是前文提及白诗为何能传入日本的一大原因。这一时期平安文坛对白诗的接受除了将其作为“诗媒”从中获得灵感外，其语言特色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为了方便训读和传播，日本平安文人在作汉诗与和歌时多是运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句进行创作，使得平安韵文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传播。

2.3本章小结

总的来说，通过以上两节的分析可以发现，白居易作为这一时期风靡日本文坛的人物，其诗文为日本贵族及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日本汉诗与和歌的成熟。而这一时期对白诗的接受已经不再仅仅是模仿，更多的是将其与本民族的审美与文学特点相结合。

就白居易诗文的接受情况来看，日本韵文最初是以直接接受为主的。学习白居易的七言诗与律诗进行创作的，并且移植白诗中的词句入诗。之后随着汉诗的发展，汉诗文人开始化用白诗中的意象、典故、及其诗作中表达的内容，并且结合平安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本土的审美倾向进行创作。在和歌方面，出现了“句题和歌”的形式。这一形式的出现为白居易的诗作披上了“和风”的外衣，使其从语音、语言

及内容上更加趋于本土化。这一转变与平安中期盛行的“国风文化”和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思想有着紧密的练习。这些文人在学习汉文学的基础上，将其与日本的和文学相融合，实现了汉诗与和歌的本土化的转变。

就白居易诗学观念的接受情况来看，白居易的诗学观是在继承儒家写实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通过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诗人思想情感的表达以及语言的通俗化和韵律化等方面，大大丰富并影响了当时唐诗的发展。不仅为后代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化圈内邻国尤其是日本的广泛学习。这一时期的日本因其社会的变迁和审美意识的逐步建立，开始对白诗中的讽喻精神，佛老思想加以吸收。此外以菅原道真为代表的平安诗人开始注意诗歌“诗以言志”的特点，同时将其与本民族的审美特色相结合，促进了日本和汉文学的发展，为日本文坛注入了新思想与新形式。

第三章平安时期日本物语文学对白诗的接受

“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大约兴于公元十世纪左右的平安中期。主要指故事、杂谈之类的文学形式，也被称为是日本文学中最早的“小说”。其内容和形式也都参考了中国六朝文学以及隋唐的传奇文学。可见，自日本物语文学这一文学形式诞生之初便受到中国文化及文学典籍作品的影响，其中盛行于平安时期的《白氏文集》对日本物语文学的影响可谓最为广泛且深入。

3.1平安时期物语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平安时代最早关于白诗接受的物语文学应始于《竹取物语》与《伊势物语》这两部物语文学的开山之作。《竹取物语》大约成书于公元九世纪，是日本第一部传奇物语。其作者一般被认为是一位精通佛典与汉籍的男性文人。故事围绕的是辉夜姬向五位贵公子提出的五个难题进行讲述，其中从故事情节和地理方物上都可以体现出作者的“唐土情结”。在寻找蓬莱之玉枝一节中，车持皇子向辉夜姬描述其寻物的

航海经历时不禁让人联想到白居易《海漫漫》中“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

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①一句的痕迹。再如大约于公元十世纪初

成书的和歌物语《伊势物语》，其中多达6处被认为与白诗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第39段、45段以及87段有运用《长恨歌》的痕迹，91段有对《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仿照的痕迹，101段中的“藤”与白诗的《紫藤》一文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后还有《源氏物语》、《宇津保物语》、《今昔物语集》以及《唐物语》等物语文学相继问世，其内容和语言都有对白诗或多或少的接受。在这些物语文学中，《源氏物语》作为日本平安文学及物语文学的代表，对白诗的接受案例最为广泛且灵活，成为历来日本白居易研究及平安文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故本文也以《源氏物语》为中心，分析其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3.2《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

《源氏物语》一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十一世纪，其作者紫式部出生于贵族书香门第。父亲藤原为时是当时著名的汉诗文人，故具有较高的汉学造诣。紫式部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自小便熟读汉籍，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汉学底蕴。后因其才华被召入宫中侍奉中宫彰子，为彰子讲解《白氏文集》。从其成长与生活轨迹可以看出紫式部对

①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49.

汉籍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偏爱程度和熟识程度，这就不难解释《源氏物语》中对白诗引用充满多样性与灵活性。

关于《源氏物语》中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引用情况，自古以来便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有镰仓时期藤原伊行的《源氏物语释》及四辻善成的《河海抄》等用汉文典籍作注，指明《源氏物语》内容和文字表达中与汉文典籍的关系。而今丸山清子教授、中西进教授以及严绍璗教授在依据这些文献典籍的基础上继续深挖《源氏物语》中中国文学作品的分布情况，并在其各自的著作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列举归纳归纳。尽管考证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在引用文献及数量上也有些许差距，但都展现出《源氏物语》中对汉文典籍的广泛引用。本文主要根据的是丸山清子教授的考证进行分析归纳，对《源氏物语》一书中内容及语言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白居易诗文的接受情况与特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通过对书中涉及的全部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统计发现，《源氏物语》一书中共涉及到26种中国文学作品，主要以《文选》、《史记》、《庄子》及《蒙求》为主。其引用分布在全文多达43卷中，运用次数超过185次（其中包括重复涉及的5部作品，共计29次）。并且通过对其引用情况的分析可将其大致归为三类：一是直接引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诗文共24项，二是借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意境、典故及词汇等共39项，三是化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共122项。由此可见紫式部深厚的汉学积累，并且能在《源氏物语》的创作过程中充分的将这些文学积淀运用其中。严绍璗教授在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就提到：“如果紫式部离开了她生活的土壤，当然

就不会有《源氏物语》这部杰出的作品；如果紫式部脱离了她所深谙的中国文化素

养，那么《源氏物语》这部作品也就不会像世人读到的那样杰出。”①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及思想对紫式部和其著作有着重要影响。

而在这些涉及到的文学作品中，仅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案例就多达102次，从数量和运用程度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占到了全部接受案例的55%。针对物语中白诗的接受案例，笔者通过列表的形式进行了统计。

通过对《源氏物语》中各卷白诗引用情况的归纳可以看出，整部物语与白诗有关联的篇章占到33卷，涉及白诗48篇（包括《长恨歌传》）其引用类型大致也分为：直接引用，借用和化用三类。其中直接引用占17项，借用占16项，化用占69项。

①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6.

可以看出紫式部对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对白居易诗文的熟悉程度，并且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单纯摘引其中的原句，而是通过自己对这些中国文学作品独特深刻的理解，巧妙灵活地将这些内容运用到其作品中，如：活用其中的典故、词汇及意象，将物语中的故事情节与白居易诗中的情节相互联系等。这些都展现出紫式部高超的汉学功底和绝妙的表现手法。

3.3《源氏物语》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源氏物语》一书中大量援引了白诗中的诗句、典故以及意象。通过列表分析，笔者将其对白诗的接受情况大致归为三类：引用、借用以及化用。1.直接引用白诗

直接引用指的是直接将白诗原句或部分句子直接套用在作者创作中的援引方式。通过对表格中白诗引用情况的统计可知，这类案例共有17项。

《桐壶》一卷中对白诗的借鉴最为频繁，其中有两处为直接引用。一处是在描

写桐壶帝欣赏《长恨歌》画卷时，直接引用《长恨歌》中诗句，写道：“诗中说贵妃

的面容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①此处将更衣与杨贵妃的形象进行比较，以此

来衬托更衣的美。此外，在说到与更衣的誓言时，也引用了《长恨歌》写道：“以前

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共交盟誓。”②在《夕颜》一

卷中当描写源氏公子思念逝去的夕颜时写道：“源氏公子回想起五条地方刺耳的砧声，

也觉得异常可爱，信口吟诵：‘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的诗句便就寝了。”

③这句话引自白居易的《闻夜砧》。原诗表达的是夫人思念远行丈夫，不得见愁苦万

分，而此处引用此句表达的是源氏的孤寂以及对夕颜的思念。在《魔法使》中，紫姬去世后许久，源氏仍十分怀念她，故终日郁郁寡欢。在梅雨时节的一天夜里，正

当源氏缅怀紫夫人之时，忽然天空乌云密布，一阵雨把灯都浇灭了，四周一片漆黑，

此时源氏吟诵道：“萧萧暗雨打窗声”。④这句话出自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诗中“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⑤一句。在白诗中原是描述薄命女上阳人在后宫孤

独凄苦的生活，但紫式部此处引用这句诗是用来表达源氏失去爱人的悲同与凄凉其

①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0.

②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0.

③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6.

④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31.

⑤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36.

境遇和感受与上阳人一样。再如《玉鬘》一卷中描述的是玉鬘在乳母一家及妹妹的陪同下离开筑紫赶往京都的历程。一路上他们历经了重重艰险，当听到船歌声时，

丰子介就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在京中无依无靠十分孤独，一时间与家人离别的悲伤

涌上心头，不由感叹道：“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①此句引用的是白居

易的《缚戎人》一诗。原诗所描绘的是战乱年代流落在西藩的汉人“戎人”因思念故土，不惜抛下胡地的妻子也要踏上归乡的路途。但是故国的官兵却十分愚蠢和残忍，将其视为胡人，发配流放。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讽刺，以及对“穷民”的怜悯之情。虽在此引用了原文，但却已经失去了其讽喻的意味，用来表达丰子介对家乡的眷恋和不舍。在《须磨》一卷中当写道：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清凉殿上，

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羡；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于是凝望月

色，冥想京中情状，不禁吟道‘两千里外故人心’闻者无不感动流泪。②这里引用的

是白居易《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一诗中“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

故人心”③一句。这首原是白居易想念远在江陵的友人元稹所作的诗歌。而书中写的

则是谪居须磨时期的源氏因怀念京都借此抒发感慨之情。还有《蜉蝣》一卷当描写

熏君因浮舟的死悲痛万分，吟诵道：“就中肠断是秋天”一句。这句话摘自白居易的

《暮立》一诗，诗中原句为：“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④这首诗原本表

达的是作者母亲陈氏去世后，作者回乡守丧时的悲痛之情。但在此处，作者把原诗中的情感进一步深化，以表现熏君失去爱人后的悲痛之情。此外《新菜》卷中的“庭中处处残雪未消，但望去与洁白的铺石无甚差别。源氏走到西亭，一面低吟‘子城

阴处犹残雪’一面伸手敲格子门。因为长久没有夜出朝归之事了，所以侍女们还在

假寐，等了许久，方才开门。”⑤引自白居易《庾楼晓望》中的“自称子城阴处犹残雪”。⑥这句诗原是用以表达诗人远在江南，只能通过遥望长安的方向来表现自己的

思念之情，此处表达的则是源氏公子对紫姬的想念。在《柏木》一卷中，在描写熏君降生后源氏复杂的心境时写道：“这个熏君的样貌，却是高贵而又艳丽目光清炯，

①②③④⑤

⑥

紫式部,紫式部,白居易.白居易.紫式部,白居易.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24.1979,113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376.

1980,393.

1980,234.

1980,557.

常带笑容。源氏觉得十分可爱。但恐是心有成见之故吧，觉得他很像柏木。三公主分明没有看出，别人更是全不注意，只有源氏一人在心中感叹不觉淌下泪来。但念今日应该忌避不详，便揩揩眼泪吟诵白居易‘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之诗。源氏比五十八还少十岁，但在心情上已经有了迟暮的感觉，不胜悲伤。他特

别想教育一下这个小公子：‘慎勿顽愚似汝爷’他想道：‘这些侍女中定有知晓此事

内情的人，他们还以为我不知道呢，把我当白痴呢’心中便觉不快。”①这一段引用了白居易《予与微之老而无子》一诗中“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②以及

“慎勿顽愚似汝爷”两句。源氏的妻子三公主与柏木私通生下了熏君，源氏知道却又不得不将熏君当作自己的孩子，故发出这样的感叹。前一句是将白诗中的窘态移植过来，但所表达的心境不同，白诗中是通过对诗人自己的嘲讽来给后代忠告。而在物语中则表达的是源氏的尴尬心境。后一句同样也是对自己此时境遇的感慨。在《新菜》下卷中当描写明石夫人的形象时写道：“她偏斜地坐在一条青色高丽锦镶边

的茵褥上，一手抚着琵琶，另一手以美妙的姿势拿着拨子，其神情之优雅，令人觉

得‘此时无声胜有声’。”③此处引用的是《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句，原

诗描写的是琵琶女的琴声抑扬顿挫十分动听，而在此处更多的是用来描述明石夫人的形象。类似的接受案例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通过对这些直接引用原诗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紫式部并不是直接套用白诗进行创作，而是将白诗中的部分诗句，运用其中的含义及内容。或过度放大，或删减部分或重新赋予其含义等方式，灵活地运用在其物语作品当中，使得内容及情感更加丰富。

2.借用部分诗句和典故

借用指的是通过运用原诗中的典故和词汇进行再创作。通过对表格中物语对白诗借用情况的统计可知，这一类型的接受案例共有16项，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桐壶》一卷，其中有4处都借用了《长恨歌》一诗。第一处是在介绍桐壶帝与更衣的故事时提到了唐明皇专宠贵妃而导致朝政混乱，上下不满的例子来表达情况的相似性，以及朝野上下对此情况的不满。第二处是更衣去世后桐壶帝手捧《长恨歌》画卷睹物思人以及感触自己与唐明皇一般痛失爱人的悲惨

①②

③

紫式部,白居易.紫式部,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74.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623.

1980,604.

经历。第三处是桐壶帝从更衣母亲那里带回一些更衣的物品，不禁想到唐土临邛道士寻觅亡人（杨贵妃）的情景，表达了对更衣的思念。第四处则是将贵妃与更衣的美进行对比突显出更衣比贵妃更迷人，表现出对更衣的宠爱。这些例句上述已有提及不再赘述。但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紫式部对《长恨歌》甚是钟爱，对其诗句、情节早已烂熟于心，故可以灵活借用其中的典故与部分句子用以描述新的故事，将其中人物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同时通过熟悉的故事与诗句片段引起读者共鸣。

在《明石》卷中在提到“在古昔‘商人妇’弹琵琶也曾感动过贵人呢”时明显

是借用《琵琶引并序》当中“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句。①作者此处借用此诗句，首先

是表达了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相遇和源氏公子与明石夫人的相遇情形相似。此外在描

写江上琵琶女的琴声时，白诗写道：“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

女。”通过弹奏的琵琶声来了解琵琶女的故乡，引起作者思念京都之情。②而在物语

中，源氏公子提到嵯峨天皇的五公主受天皇嫡传善弹琵琶，在此方面极有造诣，但其后这一技艺就失传了，没想到在须磨还能听到如此美妙的琵琶声，所以想请明石姬弹奏一曲。在远离京都之地还可以听到如此正统的琴音，这里用白诗将源氏对京都的思念之情做出铺垫。后文中提到源氏回想京都往事时写道：“源氏公子也回想起种种往事来。宫中一年四季的管弦游乐、此人的琴与那人的笛、美妙的琴声、世人对我的赞誉、父皇以下一切人等对我的重视—别人之事、自己之事，一时都回想起来，恍如身入梦境，感慨之余，援琴再鼓一曲，其音异常凄凉。”此处借用的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一句。原诗中是用以描写白居易身在贬谪之地，所以常年听不到丝竹之声，只有杜鹃的啼叫能常伴左右。此处用这一句诗进行表达是为了表现出源氏公子与白居易相似的孤寂心境。

在《总角》卷中涉及的“欹枕”一词出自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中“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一句。用以体现熏君思念大君的惆怅悲伤

之情。再如《末摘花》中大辅命妇在介绍路亲王女儿时说道：“只有七弦琴是她的知

己朋友。”源氏答说：‘琴是三友之一，只是最后一个对女子无缘’。”③这里借用的是

白居易《北窗三友》中：“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从“三友”这一意象的运用可以看出源氏才学渊博。

①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53.

②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52.

③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52.

还有在《红叶贺》中，当源氏公子听到内侍弹奏琵琶，唱着崔马东的《东屋》

声音非常动人，想到：“从前白居易在鄂州听到那个人的歌声，想必也有这般美妙吧。”

①这里借用的是白居易《夜闻歌者宿鄂州》中“鄂州”这一地名。诗中用地名代表白

居易的经历，既表达出此女歌声动听，同样也表现出和鄂州唱歌的女子一般，心情是惆怅悲伤的。

在《总角》一卷中，当八亲王去世后，大女公子十分想念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的灵魂或许还在此处彷徨，想得到中国的返魂香。此处指的“返魂香”引自白居

易《李夫人》中：“九华帐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

焚香处。”②诗中描写的是汉武帝烧此香来唤李夫人魂魄，望与之相聚的故事。而此

处表达的是大女公子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但两者都是希望生者与亡者能在此重逢相聚。故此处借“返魂香”这一意象来表达二者相似的情感。

3.灵活化用白诗

化用是将白诗中的诗句转换成作者自己的语言化用在书中，做到润物细无声的程度。这一类的接受案例最多共计69处。

在《夕颜》一卷中，当描写源氏夜宿夕颜家，在睡梦中听到一些山僧之类的老

者诵经礼拜。想到他们跪拜祈祷的辛苦不由地感叹人生：“人事无常，有如朝露；何

苦贪婪地为己身祈祷呢？”③此处化用的是白居易《不致仕》中的语句。物语中“朝

露”巧妙地化用了白诗中的“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一句。将白诗中贪图名利的老者与夕颜家附近礼拜诵经的人联系在一起。但不同于那些贪图名利的人，这些人是通过诵经修行，为自己和子孙求福报。而这些声音苍老在陋巷叩拜诵经的人其形象与《不致仕》中“齿堕双眸昏”“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的老者形象相似，使得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熟悉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新菜》下卷中，有几处表达想要辞官退隐的描述都化用了白诗。如在描写

女子容貌时提到：“此人缺乏艳丽之相，只觉高贵秀美，好比二月中旬的新柳，略展

鹅黄，而柔弱不胜莺飞。”④此处引用的是《杨柳枝词八首》中的第三首“白雪花繁

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一句，将女子的柔弱纤细之美充分表现出来。

①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35.

②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65.

③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3.④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04.

在《须磨》一卷中，源氏收拾行囊准备前往谪居须磨。当描写他所装备的物件

时写道：①“客中所用物件，仅选日常必需之品，并且不假装潢，力求朴素。又带些

必要的汉文书籍。装白居易文集等的书籍和一张琴，也都带去。其余铺张的用具和

华美的服装，一概不带。竟把自己装成一个山野平民模样。”这一处与白居易的《草

堂记》中：“漆琴一张，儒、佛书各两三卷。”②语言相似，描写的境遇相似，情景也

十分相似，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寄生》一卷中当写到匂亲王要去看六女公子是否安好，但又怕二女公子心情郁闷故劝说道：“你一人‘莫对月明’我心绪缭乱，实甚痛苦。”故不忍看二女公子从荫蔽处离去。‘莫对明月’这一内容化用的是白居易《暮立》中“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一句。

在《习字》卷中，僧侣救下曾试图轻生的浮舟并劝她看淡世事，潜心在山林中念佛修行时说道：“在我存命期间，一定随时照顾你，你不须担忧，凡是生在这无常的世间而醉心于荣华富贵的人，无论是谁，都觉得这人世恋恋难舍。但你在这山林

之中念佛修行，有何可恨，有何可耻呢？人生原是‘命如叶薄’的啊！说罢又咏下

面的诗句：‘松门到晓月徘徊……’。”③此处化用的是白居易的《陵园妾》一诗。在

白诗中，那位颜色如花的宫人并没有什么罪过，只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嫉妒她的人的

谗言，就把她发配到陵园里伺候逝去的皇帝。而“松门到晓月徘徊”④吟诵的正是这

样的场景。物语中的浮舟其遭遇也十分悲惨，“命如叶薄”一处化用了白诗中的意境来修饰浮舟的命运。而后僧都继续说道：“这风声‘萧瑟’的日子，伏处山林的人每易堕泪。”这里的“萧瑟”与白诗中“柏城尽日风萧瑟”一句相呼应。可以看出紫式部高超的写作手法。

3.4《源氏物语》对白诗的接受特点

通过上一节对白诗接受情况的分析，发现《源氏物语》一文对于白诗的接受有如下两大重要特点：

1.引用类型的侧重——多引讽喻诗

白居易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即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以及杂律。而通过

①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23.

②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736.

③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23.④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3.

上述对白居易诗歌引用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紫式部在创作《源氏物语》时对这四类诗歌均有涉及，但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及题材中对白居易闲适诗与感伤诗的大量运用，《源氏物语》对白居易律诗和讽喻诗的援引最为广泛。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白居易律诗24首，共计38次，占到总数的37.3%。引用讽喻诗16首，共计33次，占到总数的32.4%。引用感伤诗5首，共计30次，占到总数的29.4%，闲适诗仅有1篇，引用1次，占比不足1%。通过以上数据可知，对白诗的引用主要集中在讽喻诗和律诗。但由于律诗仅仅是白居易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分出的类别，其从内容与审美角度仍需按照讽喻、闲适及伤感等进行二次分析。此问题过于复杂，在此不做深入探讨，但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律诗在当时的日本十分流行。除此之外，《源氏物语》中引用最多的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这侧面反应出当时文学领域的审美倾向，正如紫式部在其《紫式部日记》中提到的“紫式部给彰子皇妃诵读《乐府》”一事，可见讽喻诗在当时十分流行。同时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对“摄关政治”下政治的混乱与腐败的感慨与批判。

而紫式部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通过分析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白居易讽喻诗真正意义上的引用，即具有明显的讽喻意味。讽喻诗主要表达的是作者对君王的规劝以及对政事的针砭时弊，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秦中吟》中的诗文尤其具有这样的特色。主要引用在《帚木》、《行幸》、《新菜》以及《竹河》等内容中。第二种则是脱离了讽喻诗本来的讽喻旨趣，只根据《源氏物语》本身的内容与情节的需要进行引用。主要体现在《杨桐》、《末摘花》、《玉鬘》、《蝴蝶》及《魔法使》等章节中。

（1）真正意义上对白诗讽喻意的引用

在《帚木》卷中讲到了光源氏在雨夜与几位近侍之臣（左马头、头中将、式部丞等人）谈论他们之前所遇到的女子以及各自的情史，以此发表对不同特征女子的看法。他们将女子依据贫富分成了上中下三等，认为出身高贵的女子较受欢迎，中等人家的女子性情优劣明显，而下等人家的女子却无人在意。之后几人毫不收敛继续高谈阔论，并就各自的感情经历以及理想中妻子的标准加以评论。这里引用的是白居易讽喻诗《秦中吟》中的第一首《议婚》。巧妙的化用展现出紫式部对白居易诗歌的熟悉程度。可以做到依据故事情节润物细无声地将这些内容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白诗中主要是对“富家女”与“贫家女”的不同境遇进行描述：富家女是“母

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贫家女是“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①反应了当时唐朝

社会中存在的富家女易嫁，贫家女难嫁的社会不良风气，批判了当时社会重利轻人，依靠婚姻攀附权贵的现象，同时表达了对贫家女的同情。紫式部将白居易这首诗中贫家女和富家女的特点灵活化用在书中。当式部丞提到他在学习时期与老师女儿的

感情经历时文中写道：“她父母知道后，当下乐意置办酒席，作为庆贺。那文章博士

在席间高吟道‘听我两歌途。’”②此处先借用了白诗“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一

句的情境，同时还直接引用了“听我两歌途”一句。这一段的描述看似是对一对将要结合的庆祝，但与整个章节内容相对应，就可以发现作者紫式部显然是领会到白居易这首诗中的讽喻之意，用到此处来表达光源氏、头中将、左马头以及式部丞等贵族其生活骄奢淫逸，以及对女子轻浮且不尊重，这些导致了许多女子受到伤害，郁郁终其一生，其讽喻含义十分明显。

在第三十四卷《新菜》中，以源氏四十岁寿宴为背景，首先描写了十月里紫夫人为源氏举办寿庆，因事前源氏嘱咐不可铺张浪费，故在范围内尽量布置精美。后又提到冷泉帝想要借给自己父亲源氏庆生的机会表示对父亲的重视，但源氏一再推辞，使得冷泉帝最终未能如愿看望。而源氏推辞的原因是文中提到的“世人烦言”即怕落得世人口舌，说皇室生活奢靡，进而失去民心。这部分内容引用的是白居易的《骊宫高》一诗，这首诗通过描写天子不轻易行幸华清宫以及华清宫都因此而荒废的情形，以此来劝诫皇帝应该珍惜人力、物力、财力为天下人谋福祉而不是徒增百姓的负担。同时在后文中对天子不轻易出游行幸的举动大加赞赏：“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而紫式部将自己对《骊宫高》中所表达的劝诫含义的理解运用到这一章节中，巧妙地借助白居易诗中对唐朝皇帝的赞美来借此比拟源氏高尚的道德品质。

（2）脱离了白诗讽喻意的引用

这一类引用在书中较为常见，指的是根据作者自身的理解以及《源氏物语》本身故事情节和内容的需求对白诗进行引用。在第六卷《末摘花》中写道：“老人没有气力开门，那女子走过去帮助他，样子笨拙得很。源氏公子的随从人便去相帮，把门打开了。公子目睹此状，随口吟道：‘翁衣积雪头更白，公子晨游泪沾襟’随后他

①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59.

②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3.

又吟诵白居易的‘幼者形不蔽’之诗。此时他忽然想到那个瑟缩畏寒、鼻尖发红的

小姐的样貌，不禁微笑。”①此处引用的是白居易《重赋》中的诗句：“夜深烟火尽，

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这首诗本是白居易用来控诉百姓的赋税过重而创作的。唐朝的“两税法”本是德宗皇帝爱护百姓为百姓减负的措施，并且在实行之初就明文规定不能额外乱加税目否则必受严惩。但推行下来一段时间后官吏又开始像从前那样横征暴敛以完成朝廷业绩，使得百姓贫苦不堪。全诗以百姓的口吻控诉在这重赋下百姓生活情况的困苦，孩子衣不蔽体，老人全身冰凉，而收敛的仓库却堆满了上缴的丝帛制品，美其名曰是献上百姓富足的余物，实则是从百姓手里抢夺了他们的必需品。以此来抨击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弊病给百姓以声援。然而在《源氏物语》中对“翁衣积雪头更白，公子晨游泪沾襟”以及直接吟诵“幼者形不蔽”主要是描写文中老人以及幼女的形象，这一形象使得源氏想到了末摘花，正因如此源氏不禁微笑。可见在此处紫式部将白居易诗中的形象移植至此，但却仅仅只是侧重其形象描写，不再具有白诗中的讽喻意味。

在第二十四卷《蝴蝶》中提到“别处樱花已过盛期，此间正在盛开。绕廊的紫

藤，也渐次开花，鲜丽夺目。棣棠花尤为繁茂，倒影映入池中，枝叶又从岸上挂到

水里。”②这一段文字引用的是白居易诗歌中的《伤宅》一诗其中有：“绕廊紫藤架，

夹砌红药栏”一句。这首诗本身是白居易用来讽诫大起甲第奢侈无度的，但在此段落中，紫式部显然并没有借用其讽喻之意，而是用这一句诗文中的内容来赞美六条

院的环境优美。还有本卷中：“无须远访蓬莱岛，不老仙乡即此船”这一句引用的是

白居易《海漫漫》一诗中的：“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③白居易的这句

诗原本是用来讽喻秦始皇的暴虐行径，最终导致一众人未能到达蓬莱，而在紫式部的笔下这句诗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是用来表示六条院的繁华。2.引用篇目的侧重——多引《长恨歌》

据列表统计，《源氏物语》引用白居易诗歌在次数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引用最为频繁的篇目。结合中西进在《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一书以及丸山清子在《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一书中的考证，笔者对其进行了列表总结。

①②

③

紫式部,紫式部,白居易.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418.

1979,57.

从中发现《长恨歌》全书共引用18次，《长恨歌传》引用6次，远高于其他作品的引用情况。还有《上阳白发人》引用5次，涉及4卷内容；《不致仕》引用5次，涉及4卷内容；《李夫人》引用5次，涉及5卷内容。由此可见紫式部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尤为钟爱且熟悉，也体现出《源氏物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此外，通过对书中《长恨歌》引用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在《桐壶》、《夕颜》、《葵姬》、《赛画》、《新菜》（上下）及魔法使等书中的10卷内容都有对《长恨歌》的接受，并且都不仅仅局限于对白诗的直接摘引，更多的是加入了紫式部自己的理解以及与出于情节需求的借用与化用。其中接受最为丰富的要数开卷《桐壶》一卷。并且通读整部物语发现《长恨歌》的痕迹贯穿始终，从故事的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都体现着与《长恨歌》的关联之处。

（1）主题的相似性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是对失去爱情的悲伤——长恨。《源氏物语》的主题则是“对失去爱情发出的悲叹”。二者主题看似相同，但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长恨歌》是带有讽喻性质的。如陈鸿在其研究中谈到《长恨歌》的创作意图时说道：“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还有在被誉为诗评权威的《唐宋诗醇》一文中，有一段乾隆御批的文字来表达对《长恨歌》主题的见解：“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陈寅恪先生更是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将《长恨歌》与同时期的《李夫人》结合起来分析其间内在联系，文中提到：“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指《李夫人》），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指《李夫人》）参读

之，然后始能全解，盖此篇（指《李夫人》）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笺注视之也，

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①可见，陈寅恪先生将《长恨歌》与《李夫人》看作是

一脉相承的诗作，都具有显著的讽喻特征。同时在细细品读这首诗时也可看出其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讽刺批判之意。如首句的“汉皇重色思倾城”以及之后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表现出对唐玄宗因迷恋美色而无心朝政的批判。通过这些学者的考证以及吟诵此诗细细品味，可以发现，虽然白居易将《长恨歌》归为了感伤诗，但其内容与文字表述出来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可以看出作者所要表

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2,271.

达的劝讽意味。即《长恨歌》一诗不仅仅是描写李杨二人不朽的爱情，而是通过写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对这段爱情的态度，认为这是一段不和乎常理的感情）来反映中唐帝王荒废朝政不作为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下造成的政治腐败、国家动荡及贵妃惨死天人永隔的悲惨结局。在批评唐玄宗行为的基础上给后世

统治者以劝诫的意义。这与张中宇先生在其《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文中提出：

“以帝王的切身之痛达到劝谏的效果”①这一观点十分契合。而在《源氏物语》一书

的创作中，作者紫式部有意摒弃了白诗中的“讽喻意味”，与日本本民族的传统以及审美情趣—物哀相结合，重点写放在写“情”之上。即围绕桐壶、源氏以及熏大将三代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展现出人生喜怒哀乐之体验，更纯粹地突出“对失去爱情而发出的悲叹”这一主题。正如丸山清子教授所说：“《源氏物语》是无可比拟的作

品，它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气质，绝非单纯模仿，而是作为独立的作品，从其自身的

特点出发进行吸收的。”②可见紫式部对《长恨歌》的引用仅强调了其抒情性，但这

并不意味着紫式部对伦理道德漠不关心。相反，紫式部通过在文中巧妙地引用白居易的讽喻诗将这一问题解决。

（2）情节的相似性

在紫式部整部物语的情节与结构中都可以看出《长恨歌》的影子。物语讲的是贯穿一个主题的三个故事，即从桐壶帝一代到源氏一代再到熏君一代三代君王的爱情悲剧故事，其情节走向都是以帝王对妃子的偏宠再到痛失爱妃的悲伤进行讲述的。这与《长恨歌》中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如出一辙。并且其每一环的故事主要都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即：帝王重色轻朝政、伊人形象举世无双、伊人遭妒惨离世、帝王悲痛朝暮思以及超越生死寄相思来谋篇布局的。在诵读之后可以发现，这几乎每一环的爱情故事都是对白诗中李杨爱情的反复援引。正如丸山清子教授在其《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中概括总结的那样：“作者对《长恨歌》的吸取并不限于针对个别场面断章取义地加以摘引和借用，而是在主要人物的主要情节上以同一个情调反

复地加以利用。我想这也是《长恨歌》这一外来的先行文学，以其新颖生动给予《源

氏物语》以影响的表现。”③

①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176.

②丸山清子著,申非译.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01.

③丸山清子著,申非译.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96.

首先从故事情节来看，《源氏物语》开篇的第一卷《桐壶》的故事就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讲到由于更衣受到皇上独特的恩宠，遭到了周围嫔妃的妒忌和诽谤，因而郁结于心生起病来。又提到“皇上越发舍不得她，越发怜爱她，竟不顾众口非难，一味徇情，此等专宠，必将成为后世话柄。大家侧目而视，相与议论道：“这等专宠，真正叫人吃惊!唐朝就为了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

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

①可以看出作者在其作品中虽未引用原句，但通过情节的描述巧妙地将桐壶帝和唐玄

宗、更衣和杨贵妃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紧密联系起来。虽然这两个故事的发源地不同，其创作背景不同，但其题材和情节却十分相似。在写二人如胶似漆的甜蜜时写道：“皇上对她过分宠爱，不讲情理，只管要她住在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结果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它盛会佳节，总是首先宣召这更衣。有时皇上起身很迟，这一天就把这更衣留在身边，不放她回自己宫室去。”与白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虽未引用原句，但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后由于桐壶帝的过度宠爱，荒废了朝政引起了群臣不满，最终导致了二人分离，更衣病逝。这使得桐壶帝悲痛不已，愈加荒废朝政。书中首先写道：“朝朝暮暮以泪洗面，而她的声音样貌，现在成了幻影，时时依稀仿佛出现在眼前。”这不由使我们想到《长恨歌》中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在表现桐壶帝对更衣的思念之情时说道：“他想念桐壶更衣娘家情状，挑尽残灯，终夜枯坐凝思，懒去睡眠因恐枯坐过久惹人注目，便起身进内就寝，却难以入寐”这和《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情景相似。当命妇将太君所赠礼物呈递给皇上时提到：“皇上看了，想道：‘这倘若是临邓道士探得了亡人居处而带回的证物钿合金

钗……’但如此空想，也是枉然。遂吟诗道：‘愿君化作鸿都客，探得香魂住处来。’”

②援引的便是《长恨歌》中的“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一句。此外整

个《桐壶》一卷或直接引用，或借用，或化用白居易《长恨歌》的诗句进行多处类似的表达，以描绘桐壶帝对更衣的宠爱与思念和唐玄宗同杨贵妃一样，使得读者能更好地品读和感受两人之间的动人却又悲凉的爱情故事。

此外，正如上文所言，紫式部对《长恨歌》的引用其独到之处是在文中的主要

①

②

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

人物和主要情节上反复加以利用。即作者在写源氏以及熏君的爱情故事时也同样援引了《长恨歌》的情节。如在源氏的相关章节中，在第四卷《夕颜》一卷中提到：“几位山僧似的老人在诵经礼拜，源氏公子口占道：‘请君效此优婆塞，莫忘来生誓

愿深。’长生殿的故事是不祥的，所以不引用‘比翼鸟’的典故。而是愿同生在五十

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菩萨出世之时。这盟约多么语重心长呀。”①此处是出自“在天

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句。源氏为图吉利避免使用比翼鸟这一典故，以希望和夕颜有个美满的未来，但此处也为后面夕颜因遭六条妃子嫉妒而在蛮荒之地孤独离世的悲惨命运做了铺垫。又有第九卷《葵姬》一卷中当葵姬逝世后，源氏夜不能寐，表达对葵姬的悼念时写道：“只见源氏公子在‘旧枕故衾谁与共’这句诗旁写着：爱此合欢榻，依依不忍离。芳魂泉壤下，忆此更伤悲。”出自《长恨歌》“鸳鸯瓦冷谁与共，翡翠衾寒谁与共”一句。在第四十卷《魔法使》一卷中，当紫姬去世后，源氏在思念时吟道：“夏日孤寂苦，长天悲泣哀。鸣蝉苦知意，放声啼相伴。”而后看到无数流萤四处飞舞，不觉又赋诗：“流萤思长夜，晚间发微明。愁情焚似火，不停燃我身。”此处援引的是《长恨歌》中“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一句。表达了对紫夫人的强烈思念。

第三部分的主人公熏君对宇治大君的悼念也有相似情节。在第四十九卷《寄生》中在宇治大君去世后，熏君到处寻找与其相似的女子，还提到古时有焚烧还魂香，在烟雾中可见故人的面容身影，随后写努力寻找与宇治大君容貌酷似的浮舟。书中写道：“为了寻访亡魂在处，即使是海上仙山，亦当全力以赴。”这部分援引了唐玄宗命方士去海上仙山寻找贵妃的情节。此外在写匂兵部卿王与二女公子的亲密时更是直接引用了诗中原句，写道：“无论朝起夜寝，皆缠绵悱恻，与她交谈，与她相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类似的情节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可以看出整部物语作品的情节与框架都有对《长恨歌》一诗的汲取，但紫式部并没有直接将这些内容全部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而是在熟悉了诗文后带着自己对这首诗的独道见解，并结合自己深厚的文学底蕴，有选择地借鉴了诗中的精髓，将其灵活运用在主要的人物及情节之上。

（3）人物形象的相似性

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的人物，是整部小说的中心。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环境都

①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

是因人物的丰富形象而更具感染力。在整部物语中，紫式部共创造了400余位人物形象，其中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形象就占有40余人。在这些具有鲜明形象的人物中，三代帝王（桐壶帝、源氏、熏君）以及10位女子（更衣、藤壶、紫姬、葵姬、夕颜、六条妃子、空蝉、三公主、宇治大君、浮舟）是整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他们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都与白居易的《长恨歌》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即唐玄

宗与三代帝王的相似性，10位女子同杨贵妃般美丽的容貌、独特的气质以及相似的命运，共同构成了一部绝美的爱情物语。如在开头第一卷《桐壶》就这样写道：“昔

日不知是哪一代皇朝，宫中有众多女御伺候天皇，其中有一更衣，出身并不十分高贵，却比谁都幸运，承蒙皇上特别宠爱。”此处明显是受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

宠爱在一身。”的影响，将唐太宗与桐壶帝的形象联系起来，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以及风情万种的杨贵妃的形象来介绍桐壶更衣这一角色。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却独得桐壶帝的宠爱，可见其形象也是十分动人。此外，更是直接将《长恨歌》画册中贵妃的容貌与更衣进行比较，写道：“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自名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

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喻恰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

到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①此处不

仅直接饮用了长恨歌中的诗句，更是通过形象的对比描写出了桐壶的妩媚动人以及皇上对她的专情和宠爱。

3.5本章小结

通过对《源氏物语》中引用白诗的特点及语言的接受案例进行举例分析可以发

现，无论是作品的主旨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及语言特色等方面《源氏物语》都受到白诗的深刻影响。本节虽然仅是以《源氏物语》作为分析的文本，但是作为日本平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其创作内容与审美思想同样具有普遍性。因此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物语文学对白诗的接受多是将白诗中的诗句化用在创作中，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①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0.

第四章平安时期日本散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

4.1平安时期散文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除物语文学外，平安时代的散文文学同样存在许多对白诗的接受案例，其中较早的有于公元982年庆滋保胤根据白居易的《池上篇》与《草堂记》所作的《池亭记》。该文中作者在提及其一天的生活时说道：“盥濑之初，参西堂，年弥陀，读《法华》。饭湌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

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

在朝，志在隐也。”①从中可见作者对白居易诗文的重视程度。并且从其内容的表达

中也可看出作者对白居易诗文的接受情况以及作者对白居易人生观产生的共鸣。

除了男性作家外，平安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开始加入到散文创作的文人群体中，其中最早一篇是由藤原道纲母于公元974年撰写发表的日记——《蜻蜓日记》。该作品共分为三卷，主要讲述的是藤原道纲母个人不幸的婚姻生活以及对子女的爱。该文的内容及表现手法受到当时平安朝汉文风的影响，体现出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接受，其中亦有对白诗的大量接受。如当诉说自己不幸的婚姻遭遇时就有对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李夫人》、《长恨歌》以及《陵园妾》的引用与借鉴。同时在文中的一些和歌与诗文部分也可以看出对白诗有或多或少的借鉴。

随后，出现了与《源氏物语》并称为“平安文学双壁”的《枕草子》一书。这部作品不论是从内容还是思想方面，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都更为典型，更为多样同时也更为精妙。本文就以这部随笔散文作品为文本，阐述以其为代表的平安散文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情况。

4.2《枕草子》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

《枕草子》一书大约是在公元十一世纪初完成并问世的。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随笔散文作品，也是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枕草子》以其独特的文学形式与表现手法，为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其原姓为“清原”，因入宫后女官以父兄官阶为名遂将其改为“清”。她出生于贵族书香世家，祖上是天武天皇的皇子舍人亲王，主持编撰了《日本书纪》。其祖父是著名的和歌文人，许多作品都被收录在《古今集》中。

①高文汉.试析中国古代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01):56-61.

父兄同样也是和歌文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清少纳言自幼便开始研读中国的汉诗典籍，并且在文学方面展现出不凡的才华。后其才华出众被选入宫侍奉一条天皇的中宫定子，为定子讲学，同定子作伴，直到定子去世后才出宫。《枕草子》一书便是清少纳言讲述其在宫中供职期间的所见、所闻及所感。

《枕草子》全书共计12卷，305则，每段内容独立，篇幅长短不一，句式也不尽相同。由于整篇文章是围绕作者在宫中经历和感悟而作，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记录在宫中生活的日记性质的段落。二是对自然风光、季节交替以及人生感悟的感慨。三是对于一些事物、景象以及文学作品的列举式描写。通过对这些内容比重的分析，发现其中在日记方面以及对自然及人生的感悟方面撰写的篇幅及数量较多。由此可以看出清少纳言对生活及事物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其细腻的情感，都通过对山川草木，人物形象，人际往来以及悲喜烦忧的生动描写，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时也展现出作者浪漫的审美情趣、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扎实的文学尤其是汉文学功底。

清少纳言的汉文功底及其对中国文学作品与思想的接受都在《枕草子》得以体现。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对经典文学作品援引的案例随处可见。有对本土文学作品的借鉴也有对汉籍的吸收与借鉴。本节就其中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援引情况进行系统的统计。

根据对《枕草子》中文献典籍引用情况的统计可以看出，清少纳言的文学底蕴深厚。其中对日本本土文学典籍的援引有46处，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援引有40处。其中除了对本土《和汉朗咏集》、《古今和歌集》以及《拾遗和歌集》等运用较多外，《白氏文集》成为运用最为广泛且灵活的汉文典籍，相关联处多达29项。分别运用

于21个段落，涉及白诗约19首。清少纳言对白诗的钟爱在书中第173段中就有提

到：“文是，《文集》、《文选》。文章博士所作的申文。”①其中《文集》指的就是《白

氏文集》。文中将《文集》置于《文选》之前，可见清少纳言对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白氏文集》的钟爱与熟识。此外，书中还大量涉及对中国的一些风俗，传说，典故等的引用，还多次提到了“唐土”。可见汉文典籍以及中国文化对清少纳言本人以及其作品《枕草子》的影响程度之深，也可看出《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时代的风靡。

①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340.

4.3《枕草子》对白诗的具体接受情况

《枕草子》一书不仅在内容方面频繁且灵活地运用了白居易的诗句及意象等，甚至其篇名都源于白诗。日本学者池田归鉴认为“枕草子”这一名是出自其跋文中的

“枕にこそは侍らめ”一句，文中的大致意思是“我会将其放置在枕边，当做枕头使

用。”①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秘省后厅》“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②这

首诗写的是白居易五十六岁时的经历。那时他担任秘书省长官，日子过得十分闲散，闲来无事就在后厅枕着书睡觉。在《枕草子》中，中宫藤原定子的兄长向中宫进献了一本十分珍贵的册子，中宫不知这册子可以用来做什么，于是询问清少纳言。纳言说道：“如果给我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枕边当做枕头使用。”中宫听罢便把这些册子赏给清少纳言。于是清少纳言拿着这些册子在其闲暇之余写了许多宫中和世间发生的有趣事情、花鸟虫草以及自己的感悟等。由此诞生了《枕草子》这本优秀的随笔作品。可见白居易的作品在清少纳言心中的分量之重，对其的影响之深。

在内容方面，《枕草子》对白诗的接受可谓是丰富且灵活的。一方面可以看出清少纳言对白诗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少纳言是将《文集》作为其写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并且采用了许多独特的方式将她对白诗的理解与接受情况在书中展现出来。通过分析大致将其接受类型为三类：一是直接引用白居易的诗文原句进行表达，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将白诗化用在写作当中，三是借用白诗中的意象及词语活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引用、化用及借用。

1.直接引用白诗

关于这一类型的接受案例，最为典型的是书中第35段《树木的花》中作者对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了直接引用。这一段主要围绕各类花木展开描写，提及到的花木有梅花、藤花、樱花以及水晶花等，并在文中说了他们各自的好处。但当谈及梨花时作者首先描写道“梨花是扫兴的东西，没有一点妩媚的颜色”，但画风一转说

道“但是在唐土中梨花却是极好的。他们将杨贵妃对着唐玄宗使者哭泣时的面容形

容成是：“梨花一枝春带雨。”③在此段中作者并未对梨花进行各个角度的细节描写，

而是运用前后对比的描写手法，通过不加修饰地直接引用《长恨歌》中“梨花一枝

①池田龟鉴.枕草子研究[J].日本,至文堂,1963,23.

②白居易.白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365.

③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68.

春带雨”一句来赞颂梨花，为梨花正名。说其好似正在哭泣的杨贵妃那般美丽动人，这是别的花木所不可比拟的，以此突出梨花的特征。同时通过杨贵妃这一形象以及相关的故事情节将读者带入诗中的意境，更好地感受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同时作者也是借诗中的情节以及所营造出的悲伤氛围来表达她对中宫定子的同情和惋惜。当时的中宫定子因家族失势被迫离开皇宫，这使得作者联想到了唐土杨贵妃的经历与遭遇。不禁感慨两位美丽女子的相似命运，虽然都受到皇上的宠爱，但由于政治的变化以及家族的兴衰，被迫离开自己的爱人，甚至无法为自己做主，争取与爱人在一起的机会。此时，离开宫殿的中宫定子就如同杨贵妃一般寂寞悲伤。而文中虽然不加修饰地直接引用了《长恨歌》中的诗句，但在细细品读之后可以感受到清少纳言笔下与白诗展现的不同内涵。

再如文中第70段《琵琶声停》中提到：“清方少纳言的琵琶很是美妙。济政的

弹筝，行成吹笛，经房少将吹笙，实在很有意思地演奏了一遍，在琵琶刚弹奏完的

时候，大纳言忽然高吟了一句：琵琶声停欲语迟。”①这里引用了白居易的《琵琶行》

中的“琵琶声停物语迟”巧妙地修改了原句“欲语迟”，体现出大纳言的幽默。

此外对于白诗的直接引用还体现在对原句的部分引用，即用原句中的部分内容指代整句话的内容，这些多出现在清少纳言的和歌互答之中。如在72段《二月的梅壶》中说道：“头中将说京的西边荒凉的很，若是有人同去看来那就更有意思了。墙

壁都已倒塌长了青苔，宰相君就问道：“那里有瓦松吗？”大为称赞，便吟诵道：“西

去都门几多地”的诗句。”②这些交游互答的引用表现出白居易诗文在当时平安时代

的风靡。贵族及知识分子都以用其互答作为展现自己学识与风雅的手段，这些在清少纳言的书中多处体现。

2.巧妙化用白诗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清少纳言对白诗的直接引用并不多见，就算是直接引用，也处处体现着清少纳言自己对白诗的独到理解，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清少纳言对白诗的熟悉程度使得其可以通过自己对白诗的理解，巧妙地将这些诗句化用做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其中最为精妙的一段是第261段《香炉峰的雪》中皇后与清少纳言的默契对话。“一次大雪过后中宫说道：‘少纳言呀，香

①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118.

②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125.

炉峰的雪怎么样啊？’我就叫人把格子架上，站了起来将御帘高高卷起，中宫看到

后笑了，大家都称赞道：‘这事谁都知道，也都记得歌里吟咏着，但是一时总是想不

起来，充当这中宫的女官，也要算你最是适宜了。’”①这句话化用的是白居易诗文《香

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一文中的：“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由此可见清少纳言对白诗已经烂熟于心，对相关的内容与意境都十分敏感，因此能够迅速反应，随手拈来。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宫定子与清少纳言的熟识与默契。中宫定子只提到“香炉峰的雪”，清少纳言就能迅速领会到定子所要表达的内容及用意，并迅速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对定子话语的回应。

此外，还有许多对白诗的精妙化用。如在第71段《草庵》中，头中将因听到一些关于清少纳言不好的虚言对清少纳言有些误解，并说了许多不好的话语。后来在一次文学集会之上，头中将为求和便差人给清少纳言送来一封信，邀她回信，信中写道：“兰省花时锦帐下”。清少纳言知道下半句应对：“庐山夜雨草庵中”，却用炉火里烧的碳在旁边写道：“草庵访问有谁人”。通过这一巧妙的回复使得清少纳言得到了头中将和参与聚会人们的赏识，同时也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误解。清少纳言巧妙地化用了这句诗，达到了一语双关的效果。这句诗是白居易在感慨自己的朋友们都在京城任职大放异彩之时，自己却独自在庐山的草庵中听着下雨的声音无人问津的寂寥景象。作者用这句诗既回答了头中将差人送来信中的问题，同时也表达出自己的委屈与悲伤之感，同样也有自嘲的意味在其中。即被头中将所憎恶不相往来，大家都知道这事，还有谁会来我这草庵之中与我往来交游呢?

还有书中第81段《弹琵琶》中在描述弹琵琶的中宫定子时说道：“到走散的时候格子窗还没有放下，灯台却已拿了出来，其时门也没有关，屋子里边儿就整个可以看见，从中可以看出中宫的姿态：抱着琵琶，穿着红色的上袿，说不尽的好看，里面又衬着许多件经过砧打或是板贴的衣服，黑色的很有光泽的琵琶，遮在衣袖底下的情形非常美丽。从琵琶的边里现出雪白的前额，看得见一点，真是无可比方的

艳美，我对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官说道：‘从前人说的那个半遮面的女人，恐怕实在还

没有这样的美丽吧。况且那人也只是平人罢了。’”②这段文字化用的是白居易《琵琶

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了大量的

①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445.

②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165.

笔墨全方位描写琵琶女，有外貌穿着，有琴声技艺，有生平遭遇等，这句诗是用以描写琵琶女外貌的。作者通过对其的化用来形容并衬托出中宫定子的美丽。

再如书中第85段《愕然的事》中说道：“愕然的事是，磨着装饰用的钗子，却

碰着什么而折断了。”①这一段主要讲的是人生中的一些不如意与不幸之事。化用的

是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一诗中的“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在石头上磨玉

簪，在快成之时却从中央折断了，可见作者之无奈与感伤。白居易的整首诗写的主要是一位单纯多情的女子，追求爱情大胆，却最终遭遇不幸，被爱人抛弃的悲伤结局。而本段中则将其用来表示人生中的各种意外的不幸经历，可见清少纳言对白诗已经具有深刻的理解以及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将其灵活用于自己的随笔之中抒发情感。

在161段《兵卫藏人》中写道：“在村上天皇的时代，有一天雪下得很大，堆积的很高，天皇叫把雪盛在银盘里，上边插了一枝梅花，恰好月亮非常明亮，便将这赐给名叫兵卫藏人的女官，说道：‘拿去作和歌吧，看你怎么说的’，兵卫就回答道：

‘雪月花时。’据说这很受得了称赞。天皇说道：‘在这时节作什么歌是很平凡的。

能够适应时宜，说出很好的文句来，是很困难的事。’”②这一段引用的是白居易《寄

殷协律》中的诗句：“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表现的是白居易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而在此处，兵卫用“雪月花时”一句既符合了此情此景，又回答了天皇令其作和歌的要求，同时也显现出其深厚的汉文底蕴，虽不是清少纳言本人的话语，但可见当时文人对白诗的喜爱与熟悉程度之深。

3.借用白诗意象

清少纳言对白诗的接受案例除了上文中提及的直接引用与化用外，还体现在清少纳言借用了众多白居易诗文中的意象，。如借用诗文中的意象作为其随笔片段的题目，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上文提及的《枕草子》一书的题目便是借用白居易《秘省后厅》中“白头老监枕书眠”一句。此外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95段《南秦雪》其借用了白居易《南秦雪》一文的题目，并且在段落内容中巧妙地化用了诗中“三时云冷多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一句，对早春寒冷的天气进行了描写。在128段《牡丹一丛》中借用的是白居易《秋题牡丹丛》的题目以及其诗句“晚丛白露夕，衰叶凉

①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171.

②清少纳言(日).枕草子[M].译林出版社,2011,310.

风朝”中的意象。在147段《人间四月》借用的则是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中“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一句中“人间四月”这一意象，以此与其时节相契合。241段第三则的《花心未开》借用了白居易《长相思·九月西风兴》一文中“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一句中“花心开”这一意象并进行改动而创作出的。并且文中也巧妙化用了这一句话，中宫巧用此句询问清少纳言的“思君”之情。而清少纳言则巧妙化用“思君秋夜长，一日魂九升”一句表现出对中宫的思念之情。在前文提及的第261段《香炉峰的雪》中不仅内容灵活巧妙地化用了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一文，其题目更是源于此诗。此外还有第70段的《琵琶声停》引用了《琵琶行》中“琵琶声停欲语迟”依据，第71段《草庵》引用了《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友》中的：“庐山雨夜草庵中”一句中的意象。除了这些段落题目对白诗内容和意象的借用外，在书中内容的字里行间之中也有对白诗意象的借用。由于篇幅缘故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4.4《枕草子》对白诗的接受特点

通过上文对《枕草子》中白诗接受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少纳言对白诗的接受有如下两大特点：

《琵琶行》是清少纳言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诗文作品，仅这一首诗在文中就引用了多达6次。同时在阅读《枕草子》一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清少纳言对于

《琵琶行》这首诗文已经烂熟于心，可以在其写作时灵活熟练地将诗中的内容及所要表达的情感运用在自己的文章中。

闲适感伤诗是清少纳言援引的主要诗歌类型。因为清少纳言这部随笔作品主要是围绕着树木花草，四季更替，人际往来以及人生感悟等方面进行描绘的。这与白居易的闲适诗与感伤诗中表达的意境相符合，故为作者所钟爱。同时通过对《枕草子》的阅读可以发现书中对白居易诗中的“风”、“雪”、“月”、“花”等自然景物为代表的意象借用较多，其中尤以“梅”这一意象借用的最多，多达30余处。

4.5本章小结

从上述有关《枕草子》对白诗的接受分析中可以发现，清少纳言是一个文学修养丰富且汉学底蕴深厚的作家。其《枕草子》一文中大量引用了汉文典籍以及日本典籍中的内容及意象，同时从写作方法到审美情趣方面都受到了中国文学及文化，

尤其是白居易诗歌多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清少纳言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接受并未仅仅停留在效仿和借鉴的层面，丢失自己的主题创作意识，而是在熟悉的基础上形成对白诗自己的理解并在写作中实现具有个人特色的创新。

第五章平安时期“白居易现象”对中国诗歌海外推广启示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是自上古时期开始并贯穿日本文化始终的，从文字到制度再到风俗，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缩影。而要说汉风文化的鼎盛之时，当属奈良与平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隋唐盛世，使得周边国家纷纷赴隋及赴唐学习。日本这一亟待发展的邻国也不例外，为了振兴大和民族，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日本开始大批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全面学习中国的制度及文化，并将优秀的典籍与制度带回日本，为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经验与资源。尤其是在文学方面，除了经典儒家典籍外，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也被带回日本，尤其是在白居易诗文传入日本之后，成为了继《文选》之后日本汉文学学习与创作的范本。更使得日本文坛兴起了历经400年久盛不衰的“白居易现象”，成为日本古代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然而纵观中国唐宋文坛，名家不占少数，其诗文及成就均不逊色于白居易，尤其是与其同时代被后世称为“诗仙”与“诗史”的李、杜二人，更是唐代诗歌之典范。而白居易的诗文却能超越二人广泛传播到大洋彼岸的日本，为皇室与贵族及官吏所追捧，并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其原因与具体表现在前文已有详细阐述。在如今汉语国际推广的大浪潮中，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如何能够透过这风靡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白居易现象”为中国诗歌海外推广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意义的启示，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内容。

1.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外交环境

首先，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正如第二章所提及，平安时期对应的是中国的隋唐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战乱局面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一政权。尤其是在唐朝年间，国内的大一统局面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飞速发展。同样日本在这一时期正处于大化改新之后相对稳定且统一的时期，故统治者也将其重心放在发展本国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之上，这就为日本大批派遣遣隋使与遣唐使奠定了很好的社会基础。

其次，友好的外交环境与开放包容的政策是彼此往来学习的保证。这一时期唐朝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百济，都建立了相对友好的外交关系，并且唐朝的统治者始终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吸引并接纳着各国来华的使者与学者。此外，唐朝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并且尽最大努力为来华的日本使者

和僧侣提供相应的帮助，对那些优秀的外来人才，唐朝的统治者更是毫不吝啬地将中国的官职授予这些遣唐使者。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使得日本使者在访唐期间能更好地与唐朝社会相融合，与唐朝的文人墨客进行往来交游，促进其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由此可见，开放自由的文化环境是汉语国际推广的关键一环。

2.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及文化吸引力

唐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是吸引学习者的前提。隋唐时期优秀的社会制度、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以及繁荣富足的百姓生活，使得唐朝一度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吸引着周边各国纷纷来华学习，日本这一亟待发展的邻国也不例外。而在这些来华使者学习制度与技术的同时，也将唐朝优秀的中国文化带回日本，唐诗作为唐朝文化的精髓，被归国的遣唐使者与僧侣带回日本，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可见，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是推广中国优秀文化的前提。

其次，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亦是吸引学习者的关键。在经历了前朝的文化积淀后，唐朝的诗歌、词赋及传奇等文学形式有了长足的进步。百花齐放，丰富多样的文学成就使得唐王朝的文化得以繁荣。其中唐诗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因其短小精悍，富有韵律的特点，成为遣唐使者和僧侣收集与携带的重要内容，故得以传播到日本，为日本贵族与文人学习模仿。因此，要鼓励和发展我国的优秀文化，打造能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的文化内容。诗歌作文中国文学作品及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因其篇幅短小，韵律优美，十分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的媒介推广出去。

3.善于发掘多元化的传播媒介

随着国家之间交流日益密切，传播方式的演变与发展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形式丰富且多样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为跨文化传播注入了新力量。这些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不仅可以扩大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还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都能得以传播与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发掘更加多元化的传播媒介，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并提升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和效果。

首先，要在充分运用好传统媒介的同时，促进传统媒介的革新，以带动诗歌的

海外推广。刊物、电视、广播作为传统的传播媒介，仍然是文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刊物，作为从古至今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唐朝时期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便是通过抄写文集，将其带到海外以传播与学习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到了近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拥有了广播与电视等新的传播媒介，并且逐步与刊物一起成为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在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媒介。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多渠道的传播作用总是大于单渠道的传播，且多渠道的传播可以充分调动各感官的作用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在出版一些汉文书籍时在文字方面可以利用双语对照的方式编排作品，以供目的国读者更好地阅读与理解。此外在发表刊物时可以结合受众的特点，如在给年龄较小的学习者在课本中画一些帮助理解的插图，使得阅读不再只是黑白的文字，同样也是有色彩斑斓的图画，可以促进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章。此外，拍摄一些有关中国文学的影视作品，如大火的《妖猫传》其中涉及到了许多唐代的文化现象以及许多优美的诗句。这些都能使得观众在享受丰富的故事情节时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内容。还可以创作一些有关于诗歌的歌曲，使得诗歌更加富有韵律，更能吸引受众。并且中国的诗歌自其产生之初就是和着音乐的文学，通过吟唱诗歌不仅可以将诗歌推广出去，更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背景知识展现给大众，让人们对诗歌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此外，为了积极地走出去与国际接轨，提升其传播的广度，我们还可以利用好这些传统主流媒介，如开设国际专栏与国际频道供海外的汉语爱好者了解学习中文和中国的文学。

其次，要充分发挥新兴媒介的优势作用。作为新兴媒介的代表，互联网因其传播速度快、成本低、范围广、内容形象生动等特征，具有传统媒介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打破传统意义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最快、最广泛的形式，将中国的诗歌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提升诗歌的传播效率及效果。比如，当前逐渐出现了各种有关传播中国文化的网站，如国家汉办创建的网络孔子学院，为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了内容丰富多样的免费汉语学习资源，如汉语教材，精品汉语课堂，HSK考试相关资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等，在这些内容当中就包含许多广为传颂的诗歌。这样新颖快捷的传播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围，吸引了许多因地域阻隔不能来华亲自体验并学习的汉语学习者和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孔子学院和一些

大型的正规汉语培训机构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汉语在线课堂，用以帮助远在国外的汉语学习者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文化。但是这些资源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内容上都比较有限，所以还需要汉语教学机构和汉语教师去积极开发扩展。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在协助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将我国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一起展现在世界面前。因此，在充分发挥网络这一新兴

媒介优势同时，也要注意传播内容的选择。要筛选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内容进行推广。同时也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的运行。除了网络之外，近些年兴起的新媒体平台也是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方式。如推广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研发一些专门学习汉语的App、在近些年十分流行的抖音短视频以及哔哩哔哩上录制简短的教学视频等都是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举措，以共同推动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诗歌的推广与传播也可以借鉴这些优秀的推广案例，如在这些平台上通过诵读诗歌，或者通过录制短视频和短剧的方式去讲述诗歌背后的文化内容和故事。亦或是将整首诗制作成动画视频，使得这些看似晦涩难懂的中文诗歌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4.培养汉语推广的专业人才

在古代尤其是中日交流最为密切的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赴日的儒士及来华的遣唐使、留学僧以及留学生等官方人员，其中尤以遣唐的日本使者与僧侣为重要推动者。而这些赴唐使者之所以可以成为中日交流的重要传播者其原因有三。第一，他们本身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知识阶层，许多人更是在赴唐之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因此在理解和学习汉语及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时，速度会相对较快，并在广度与深度上也有所拓展，所以学到的内容也就更加丰富多样。第二，他们的赴唐之行都有各自明确的分工和目的——遣唐使者要尽可能多地学习隋唐先进的制度及社会文化，遣唐学者要积极收集并学习唐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遣唐僧侣则是要将中国的佛法带回日本。他们充分的学习动机与明确的学习目的都使得中国的语言、文化及制度得以全面地传播到海外。第三，这些遣唐人员其本身社会地位较高，属于当时平安时期的贵族与官僚阶级，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这就使得他们带回的先进制度与文化能为大众所接受，并在日本传播开来。同时，作为日本的统治阶层，他们深知当时日本社会所需，以及日本贵族与知识阶层所好，因此在选择学习与传播的内容时会更具有针对性，使得中国的典章制度以及

文学作品和理论得以顺利传授到日本，并为其所接受。

由此可见，在如今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培养具有一定汉语基础以及汉语专业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尤为重要。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国内汉语教师团队的培养。不仅要重视其语言与教学能力的培养，也要注重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要加强对其文学功底的培养，如学习古典的诗文作品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因为文学作品是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向海外的汉语学习者讲授中文。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中篇幅较短，语言较为简单并具有较强韵律的文学作品是很好汉语学习素材，因此积累一定的诗歌作品作为教学的内容可以帮助汉语教师更好地进行语言与文化教学。此外，促进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培养也尤为重要。正如上文所述，隋唐时期日本遣唐使是汉语及中国文化在日传播的重要力量。所以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汉语水平的本土教师也是促进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一环。因为本土教师更能了解当地学习者的所需与所想，使推广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

5.遵循汉语国际推广尤其是文化推广的原则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除了推广汉语这一语言要素外，更多是将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广到海外。而文化推广的过程也是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因此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并遵守一定的文化推广原则。

第一，文化的推广要为语言教学服务，并与语言教学的阶段相适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这是由本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在选择推广的文学作品时要关注学习者的汉语基础以及认知能力。目前对外汉语教学所面对的群体大多都处于初级阶段，所以选择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中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不宜过于深刻，语言应当

浅显易懂，白居易的诗文作品因其语言通俗易懂，主题贴近生活，符合这一要求，故可从中筛选一些简单的诗文加入到汉语教学当中。

第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文化体系庞杂，其中不乏有一些消极的糟粕文化，因此在推广中国文化时要注意区分，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要展现的并不是全部的中国文化，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优秀的文化，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所以在选择文学作品时要尽量避免选择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学作品，多选择一些展现积极文化的作品。

第三，要有针对性，不同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情况不同，在进行跨文化的

海外推广时要注意进行文化对比，以选择适合目的国的语言与文化内容，不能千篇一律。这与当前汉语教材国别化这一发展趋势相契合。编撰适合于不同目的国的汉语教材，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同国外学者加强沟通与联系，因为他们对其国家文化的了解和学习者的需求与习惯更为清楚。比如在向日本推广中国诗歌时要选择与日本文化相契合的诗歌内容，即与日本“物哀”文化相契合的咏物抒怀诗更能为大众所接受。

第四，要传播具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文化分为主流文化及亚文化，而主流文化指的是能够展现中国广袤大地之上的共通文化。而亚文化则代表的是部分地区或部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形象，因此作为海外推广的文化一定是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国的文学作品形式及内容丰富多样，我们要从中挑选一些能够充当中国名片的作品，如中国的唐诗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文学的名片传播海外，在一些重要的交往中都可以见其身影。如在疫情期间中日两国互捐的医疗物资之上，都印有一些诗句以体现中日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以及友好的外交关系。

第五，要推广有素质的中国人身上体现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最直接地体现在公民的言谈举止中。然而公民的学识修养却各有不同，因此，我们要有所筛选，推广那些在有素质的中国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如在隋唐时期我们推广的文学作品当中体现的文化多是中国文人身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家国情怀。而

在当今社会，我们所要推广的也是在优秀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因此，要善于发掘“文化榜样”。

第六，推广能够展现当代中国风貌的文化。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同时文化也是在不断演进的，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仍适于中国目前的发展与形象。因此在传播时，我们应有选择地向外推广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文化，向世界展示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例如，唐朝向外推广的文化是可以代表唐代盛世的文化，如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以及能代表唐代文学成就的唐诗等。这就要求我们要利用好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将其与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

6.重视教学内容的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

首先是因地制宜，即推广目的国家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在汉语推广的过程中，提升文化吸引力，是促进中国文化海外推广的关键。通过上文对日本“白居易现象”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经验是要重视文化传播内容的本土化，即在充分了解推广国家的

文化背景以及偏好的基础上，选择与其相适应的中国文化内容进行传播。如日本文化中所体现的追求自然，感叹自然的“物哀”文化便是汉语在日推广的一个切入点。

白居易个人的禅道思想，以及其诗文中对自然的描摹与感叹都是日本民族所钟爱与追捧的内容，这就使得白居易的诗歌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受到日本文人争相学习与模仿。同时通过学习白居易的诗文不仅让日本文人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更是对日本的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好诗歌这一中国的文化名片，将庞大诗歌体系中的一部分结合目的国的文化偏好推广出去，成为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在面对当今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及各民族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时，我们要善于发现两者之间的连接与相似之处，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目的国家的文化，使学习者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学作品，从而推广在这些诗文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使得推广工作事半功倍。

然后是因材施教，由于汉语国际推广的受众广泛，其年龄、知识水平及认知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在运用诗歌进行教学时要注意区分教学对象。如

对于幼小阶段的学习者，要多教授篇幅短小、词汇简单且内容形象生动的诗歌，充分调动其感官与动作。而针对有一定基础的成人学习者，则可以扩大篇幅，选择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具有故事性的诗歌，调动其学习的热情。如果针对的是一些专门学习汉语，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汉语学习者，可以选择一些辞藻华丽，格式韵律具有鲜明特征的诗歌帮助其学习相关的语言及文学理论。

结语

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及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这一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文明风貌，不仅可以促进国外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也是树立积极国家形象的关键一环。让世界不仅知道有“舌尖上的中国”更有“开放的中国”和“文明的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

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唐诗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因其庞大的数量、简短的篇幅、浅显的语言、生动的内容以及朗朗上口的韵律等优势，得以在海外广泛传播开来，促进了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

但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作品，其海外推广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许

多优秀的诗歌因受到目的国思维差异等方面的制约，无法在当地传播开来，故被遗忘在角落，未能绽放其光彩。而白居易的诗歌却能避免“坐冷板凳”的命运，在日本传播了近千年，并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文化与背景联系，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白居易作品及思想与日本民族的联系。因此，探讨白居易诗歌在日传播情况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对于挖掘中国经典文学的内在价值，促进中国文学的对外交流，传播中国先进文化，树立中国积极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部分是对白居易及其作品之所以可以超越同时期诗人广泛传播到日本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文本分析与推广启示的基础。本文结合中日学界的相关研究并结合白居易诗作的特点及中日文化交流的背景大致将其总结归纳为5点。为后文文本的对比分析以及启示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方向。

第二部分即日本平安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研究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既是对原因分析过后的具体阐述，又是为诗歌的海外推广提供的具体案例的依据。通过第一章对平安时期中日交流背景和白居易文集盛行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已经从之前移植模仿时期逐步向“和魂汉才”阶段转变。为了对白居易在日接受情况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本文选取了三类文学形式中的四部典型代表作品，就其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文本的对比分析。通过分析，笔者对这一时期白诗的接受情况及特点有了大致的了解。第一，从数量上来看，韵文世界对白居易的接受案例是最多的，这是因为韵文世界是最早接受白诗影响的，并且学习接

受的时间较长，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白居易的接受已不再局限于对诗句的引用和化用，更多体现在对题材、诗歌体例、词汇、典故、意象以及注释之上。尤其是菅原道真，其几乎每部作品都有对白诗的接受痕迹。其次是物语文学，作为物语文学代表的《源氏物语》，其对白诗的接受多达185次。紫式部以其丰富的汉学修养将白居易的作品灵活的运用在其作品中。不仅有语言上的引用，更是将《长恨歌》中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作为整部作品的主线灵活地运用在三代人的爱情故事中。还创造性地引用了白居易作品中相当一部分的讽喻诗，用以表现在源氏政权下，日本统治的腐朽与黑暗。相对较少的是散文世界，首先这一文学形式的抒情性决定了其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会集中于闲适诗和感伤诗之上。同时，作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枕草子》在篇幅上较《源氏物语》来看更为简短。全书共十二卷305则，但大部分都是较为简短的随笔。第二，从接受情况来看，这些作品对白诗的接受大致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有直接引用原句或部分句子的案例。有将原句通过作者的理解加以改变化用为自己语言进行创作的案例。也有借用白居易诗中词汇、典故以及意象进行创作的案例。更有润物细无声地将白诗化用在文章内容之中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接受案例的具体分析，笔者发现，平安文坛对白居易的接受较奈良时期和平安初期已有较大的转变和发展。此时期的平安文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学作品与本民族的文学特点和审美观念相结合进行有选择的引用。同时在引用上更多表现为不露痕迹的化用。在众多文学形式中，汉诗作为汉文学的产物，其格式、韵律、内容、甚至是文字在奈良时期和平安初期带有明显“汉风”。但随着平安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和魂汉才”的提出，汉诗逐步脱离了汉文化的特点，发展成为日本文学中独特却重要的形式。

光有案例的分析还不能称得上是一篇完整的论述，更要看到白居易在日本成功推广带来的借鉴意义。故在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对这一内容进行了阐述。

然而，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就笔者个人而言，对于《白氏文集》和五部日本文学作品的研读还有一定不足。因此，在文本对比分析时可能对其中一些隐晦深入的接受案例没有关注到，故在统计和分析时或还存在一些遗漏之处。就参考资料而言，由于笔者收集到的国外资料有限，许多文献资料只能从一些较为详尽的综述及翻译作品中寻得，尤其是对日本白居易研究的前沿成果掌握的还不够，所以对其研究现状的分析中还有些许不足。就现实意义而言，从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接受分析中得到的启示，还有待在之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进行进一步检验，进而真正地为汉语教学和诗歌的域外传播拓展新思路，提供切实的帮助。

在之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会继续在本文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第一，多收集并学习国外最新的前沿成果，发现其中的创新点，为自己之后的研究拓展新思路。第二，继续深入挖掘白居易在日传播情况的变迁，从而把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发展的规律。第三，通过对海外诗歌传播情况的研究和分析，为国内中小学诗歌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中国优秀古典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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