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
目录
摘要 I
第1章绪论 1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1.1研究背景 1
1.1.2研究意义 2
1.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2
1.2.1研究内容 2
1.2.2研究方法 4
1.3本文的创新点 5
第2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6
2.1金融科技的概述 6
2.1.1金融科技的定义及相关指标的测度方法 6
2.1.2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 7
2.2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界定 8
2.3文献综述 8
2.3.1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相关研究综述 8
2.3.2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综述 10
2.3.3文献评述 12
第3章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13
3.1金融科技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机制 13
3.1.1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的技术溢出效应 13
3.1.2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竞争效应 15
3.2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异质性影响 16
3.3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研究假设 17
第4章实证分析 19
4.1银行效率评价 19
4.1.1方法介绍 19
4.1.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20
4.1.3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21
4.2计量诊断 24
4.3模型构建 25
4.4实证结果 25
4.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25
4.4.2数据平稳性检验 26
4.4.3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实证分析 27
4.4.4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28
4.4.5实证结果分析 30
4.4.6稳健性检验 30
第5章案例探讨 32
5.1金融科技背景下苏州银行的经营发展策略分析 32
5.1.1提升员工专业能力，赋能企业价值创造 32
5.1.2推进事业部变革，凸显差异竞争优势 32
5.1.3突出科技赋能，推进平台特色模式 34
5.1.4推进数字化转型，延伸互联网长尾客群 35
5.2金融科技背景下招商银行的经营发展策略分析 37
5.2.1全方位提升金融科技基础能力 37
5.2.2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零售业务发展 37
5.2.3加速金融科技应用，实现批发业务创新发展 39
5.2.4打智能化风控引擎，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41
5.3案例启示 41
第6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3
6.1研究结论 43
6.2政策建议 43
第7章展望 46
参考文献 47
致谢 51
摘要
金融科技是金融和科技的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整个银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行发展起来的支付宝、腾讯等金融科技巨头与商业银行在存贷业务、支付结算业务和财富管理等业务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蚕食了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但也变相激励商业银行学习金融科技企业的先进技术，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上与金融科技融合发展，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而且，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差异，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研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及异质性对商业银行更好的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影响机制出发，选取了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省级层面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覆盖广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了合适的投入产出指标，运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综合技术效率指数（efc）和技术进步指数（tec）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同时进行了异质性研究。并进一步根据实证结果选取了一家城市商业银行苏州银行和一家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进行案例探讨，从企业经营发展的角度探讨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与案例探讨，得出了如下结论：
一是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商业银行综合技术效率的提高，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但是在本文的研究中，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二是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确实存在异质性。金融科技降低了大型国有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城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综合技术效率都有进步，且城商行的综合技术效率进步更明显。主要是大型国有银行的规模较大、体制臃肿、决策速度较慢，前期容易被优先发展金融科技的企业和银行蚕食资源，而城商行规模小、管理扁平化、决策迅速，能迅速依托金融科技拓展当地市场。
三是本文基于苏州银行和招商银行进行案例探讨后发现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培养金融科技复合人才、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实行具有自身业务特色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数字化转型扩展客户群体以及打造智能化的风控管理系统，帮助商业银行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经营发展，从而提高经营效率。
关键词：金融科技；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苏州银行；招商银行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涵盖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支付清算、智能合约等领域的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中国金融科技投资总额由2014年的11亿美元上升到了2018年的205亿美元，增幅达到了1763.6%。在技术投资的驱动下，金融科技对银行业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成为了银行业转型的重要引擎。同时，近些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信贷需求紧缩，银行净息差规模不断缩水，银行业利润增速逐步下滑。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在重塑整个银行业的业务模式，对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业的核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高低影响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金融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模式和基础设施也迎来了科技化和智能化的转型之路。
支付宝、快钱等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提高了支付结算的效率并且降低了用户的交易成本，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客户群体，蚕食了商业银行的传统金融机构业务。同时，余额宝、京东金融等一系列的金融科技工具也在改变人们的理财方式，居民存款的投资渠道增多、利率的提高会给商业银行的传统存款业务带来很大的威胁。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对银行的柜面业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银行网点大量关闭，且银行业平均离柜率由2012年的54.37%，增长至2019年的89.77%，银行的经营压力无疑在逐渐增大。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提升商业银行的自我创新能力。金融科技拓展了传统金融边界，加速了商业银行的科技变革，为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商业银行借助金融科技的先进技术，并依托自身完善的业务体系和大量的客户资源可以更好的发挥其优势。同时，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服务效率（王兆星，2016）[1]。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想要完成自身的科技化、智能化转型，以寻求更大的利润。那么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不同的商业银行会不会有所不同？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从当下的实际意义来看，科技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对商业银行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8月下旬，央行颁布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
（2019-2021年）》，提出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同时，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处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调控就成为了深化商业银行改革，提高银行业发展质量，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关键环节。因此，研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
1.1.2研究意义
运用金融科技进行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一个新引擎，一方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可能对商业银行进行赋能，助其突破传统业务的局限性，实现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会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产生影响，加速商业银行的“去中介化”，也就是加速了金融脱媒。特别是在近几年经济不断下行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急需金融科技来为其经营效率的提高增添新的动力，而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与金融科技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并结合基于苏州银行与招商银行的经营发展案例探讨来研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对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运用金融科技来提高自身经营效率以及找到金融科技与自身业务的最佳衔接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以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为中心，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拟定文章的初步思路，并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选取了相应的案例进行分析。本文运用了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银行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研究了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本文的写作共分为七个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文章整体的结构框架。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对国内外金融科技的定义、测度方法以及发展历程进行了说明，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了界定，还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相关研究以及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综述和总结。
第三章是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阐述金融科技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路径，聚焦于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和金融科技引起商业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变化，进而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最后提出研究假设。
第四章是实证分析。首先介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测度方法选择，对银行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进行说明，测算出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并进行效率变动的分析。然后运用金融科技指数、测算出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和相关控制变量构造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异质性。最后在实证回归的基础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第五章是案例探讨。根据第四章的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对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综合技术效应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因此选取城商行中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较高的苏州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较高的招商银行作为案例样本对其在金融科技背景下的经营发展策略以及遇到的挑战进行探讨，为其他商业银行提供一些参考。
第六章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针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政策建议。第七章是本文的展望。
研究路线图如下：
图1.1：技术路线图
1.2.2研究方法
（1）多学科理论交叉融合。综合运用统计学、数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方法。
（2）文献研究法。本文收集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并进行了归纳整理。回顾了国内外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和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相关研究，总结了近年来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内容和结论，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3））实证研究法。本文要研究的对象为银行经营效率的问题，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样本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测度，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同时区分不同种类的银行，进行实证检验。
（4）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对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上的定性分析，并通过搜集数据建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定量检验，实现两种方法的结合。
（5）案例分析法。本文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选取苏州银行和招商银行作为本文的案例银行进行探讨。分析了苏州银行和招商银行在金融科技背景下所实行的经营策略。
1.3本文的创新点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整体的影响较多，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受金融科技的影响的研究还较少，本文的研究可以作为对现有的研究的补充。同时本文基于实证结果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苏州银行和招商银行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其金融科技背景下的经营发展，为其他银行的经营发展提供相应的参考。
第2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金融科技的概述
2.1.1金融科技的定义及相关指标的测度方法
国外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开始较早，在1990年由花旗银行提出，意在推动科技技术与金融基础业态的融合，实现共同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全球金融业讨论的热门词汇。学术界和各金融组织对于金融科技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如Douglas等（2015）认为金融科技为一种新兴的涵盖第三方支付、数字货币、风险控制等多方面的金融业态[2]。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6）在《金融科技的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中对金融科技进行的定义，FSB认为金融科技是以技术为支撑的金融创新[3]。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2015）将金融科技看作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革新现有金融服务的方式[4]。国际证监会（2017）将金融科技定义为拥有多种创新模式的创新技术，但是金融科技的应用已经包罗万家[5]。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如Puschmann（2012）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受客观的内外部环境影响[6]。Philippom和Thomas（2016）认为，传统金融服务的价格较高，覆盖客户群体有限，金融科技通过先进的技术对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进行了进一步深挖，扩大了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同时金融科技使得各项数据信息化，有利于监管机构的监管，也使得客户支付与数据系统更准确的对接，从而对客户需求的定位也更加精确[7]。Chishti和Barberis(2017)提出金融科技的本质是为证券、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的新型科技公司，主要着眼于为金融机构提供技术创新的方法，助力金融机构的基本业务开展和风控能力提升[8]。
国内的研究中，容易和金融科技混淆的有互联网金融，由谢平和邹传伟（2012）
定义[9]。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它仅仅是传统金融服务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刘孟飞，蒋维，2020）[10]。金融科技的重点在科技，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对金融的赋能，降低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巴曙松，2016）[11]。易宪容（2017）提出金融科技的技术创新不应只服务于金融机构，更应顺应客户的需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12]。赵鹞（2016）认为虽然在互联网发展下出现的金融科技有利润率低、创新性强、增长速度快等特征，但是其金融中介的本质没有改变[13]。皮天雷等（2018）认为金融科技的本质特征有以下五点：一是先进的技术作为企业的的核心支撑；二是注重科技技术在业务端的应用；三是创新是其关键；四是在运营上业务和技术是融合发展的；五是后端技术交叉度高的特征[14]。朱太辉等（2016）强调了监管的作用，认为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监管机构应对金融科技监管的相关政策进行及时的修订，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15]。同时，在金融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监管政策也要不断创新，以规避金融风险（李文红等，2017；孟娜娜等，2018；冯强等，2018）[16][17][18]。
目前国内关于金融科技的衡量指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省级层面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16）[19]。该指数基于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底层数据，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来综合计量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邱晗等（2018）使用覆盖广度作为金融科技的代理变量，该指标由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和平均每个账号绑定银行卡数这三个具体指标构成。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当地的金融科技发展情况[20]。然后就是沈悦和郭品（2015）基于文本挖掘法，从资源配置、网络渠道、支付结算和风险管理四大功能构建关键词词库，然后通过因子分析法合成金融科技指数[21]。最后是零壹财经编制的全球金融科技指数，该指标从投融资和金融科技社会认知两个层面去构建指数。鉴于本文数据样本中城商行较多，用省级指数去做研究较为准确，因此采用郭峰等（2016）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覆盖广度作为金融科技的代理变量。
2.1.2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
金融科技是金融产品、科技和服务行业的深度融合。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金融IT阶段、互联网金融阶段和金融科技阶段（巴曙松，2016）[11]。
第一阶段为1990年以后的金融IT阶段。主要是随着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开始依托计算机来进行办公和开展业务，比如我们常见的ATM机和POS机，传统的交易系统、清算系统和信贷系统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依托计算机技术降低了金融业的人力成本。
第二阶段为互联网金融阶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线上业务开始活跃起来，基于互联网的线上金融平台逐步搭建，线上金融服务业逐步展开，大量的用户信息得以通过互联网传输到金融企业中。同时通过平台的信息互联互通，在线金融业务得以进一步发展，如网络借贷、互联网理财、网络支付、网络保险和互联网基金销售等业务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在线金融业务的开展为传统的金融产品销售开辟了新的通道，实现了传统金融销售业务的变革。
第三阶段是金融科技阶段。主要指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来服务于金融业自身。在这一阶段，金融机构主动将科技发展加入到自身的发展战略中，对金融机构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度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投资决策、信息采集和风险定价的过程，实现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冲击了现有的竞争格局或者竞争模式，加剧了金融业内部甚至行业间的竞争，从而对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2.2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界定
学术界目前主要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两个角度对银行效率概念进行区分。从宏观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效率是指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在尽可能地统筹社会资源、优化资源的配置，主要度量指标为对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微观角度看，商业银行效率是指银行经营发展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表现为商业银行在保证其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能力。本文主要从微观角度来衡量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从微观角度来看，商业银行和一般企业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所区别。商业银行和一般企业一样，经营发展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从而为股东提供更大的收益。但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商品是货币，这和一般企业有很大不同，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是货币的借贷、支付以及其他与货币有关的金融业务，这使得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衡量会和一般企业存在一定的区别。
2.3文献综述
2.3.1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相关研究综述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银行经营效率一直备受关注。但由于国内外商业银行的发展的历程、所处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关的市场经济环境的不同，国内外学者们对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效率研究的侧重点也会有些许的差异。
国外对于银行效率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从规模效率到范围效率再到前沿效率这三个阶段。国外学者在规模效率的研究方面，Alhadef(1954)是先行者，通过对200多家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银行业的产出规模是递增的，而成本规模是递减的[22]；但Schweiger(1961)研究发现对于单一银行制结构的银行来说，其成本规模效率是递减的，但对于分支制结构的银行其成本规模效率的变化不显著[23]。到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对于规模效率的研究基本趋同。如Hunter,Timme和Yang(1990),Shaffer,David(1991)发现银行规模扩大，银行效率逐渐下降，不同银行规模效率的边界存在一定差异，但在一定规模下都存在一定的规模效率[24][25]。对于范围效率的研究源起于商业银行对新的利润增长点的追寻。Baumol、Panzar和Willig(1982)认为银行业务的多元化经营可以享受到低成本和多供给的福利，银行效益会提高[26]。但之后对于范围经济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分歧，Cebenoyanet.al(1993)运用Box-Cox函数对美国的一些小银行的范围经济进行研究，发现在按揭贷款、商业贷款、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这些业务中存在显著的范围不经济现象[27]；而Lang和Welzel（1996）基于德国757家银行年1989至1992年微观样本的研究，发现在德国的银行中，范围效率存在于规模较小的银行，而不存在于全能银行[28]。9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的银行业逐渐发展起来，提高了国家间银行的竞争激烈程度，银行的资产规模的扩大、业务结构的优化也逐渐成为了国家间银行的竞争中心，反映管理能力的前沿效率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Farrell
（1957）提出的针对投入要素较多的企业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定义[29]；Leibenstein(1966)把前沿效率定义为X效率，不考虑规模和范围影响的技术与配置效率[30]；Berger和Mester（1997）认为前沿效率包含标准盈利效率、成本效率和替代盈利效率[31]。SimonH.Kwan(2006)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了香港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且发现在经营效益接近边际成本之前，X效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32]；Dvaid(2011)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在2001年到2008年间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发展中国家银行效率的平均值稳步上升[33]。
国内学者对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研究开始的较晚，主要是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银行业才开始摆脱计划经济实行商业化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对于银行效率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财务指标法，运用营业成本，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来对银行经营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后来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关于前沿效率的研究，因此关于国内的研究综述本文将依照前沿效率的测算方法来展开。
前沿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非参数法和参数法。非参数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无界分析法（FDH）；参数分析法包括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自由分布法(DFA)、厚边界分析法(TFA)和递归厚边界法（TRFA）。对于银行效率的测算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由于本文主要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研究，因此后文不再对随机前沿分析法做过多综述。魏煜等（200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商业银行1997年的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银行效率与员工素质正相关[34]。谢朝华、段军山（2005）运用DEA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X-效率值进行了测度，发现我国银行业整体效率较高，股份制银行的效率要略高于国有银行[35]。杨大强和张爱武（2007）首次用DEA法从替代利润效率和标准利润效率两个角度测度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发现国有银行的效率要高于股份银行，但是股份制银行的效率提升速度要快于国有银行[36]。蔡跃洲和郭梅军（2009）用DEA法测度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下降的趋势[37]。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运用DEA法研究了影响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发现非国有大型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资产费用率对银行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资本市场占比和GDP增长率对银行效率存在正向影响[38]。王兵、朱宁（2011）运用DEA法对27家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发现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都较高，且股份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低于国有银行和城商行[39]。张立新（2012）运用DEA法对比分析了2008年-2009年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商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值，认为推进中间业务的产品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转变业务的经营模式有助于对银行效率产生正向影响[40]。曾薇等（2016）运用两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2004年到2014年的理财效率进行了测算[41]。韩松和苏熊（2016）运用复杂网络DEA模型测度了我国85家银行的整体结构效率，发现国有银行效率要大于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42]。杨望等（2020）利用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2013年-2018年14家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股份制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大型国有银行次之，农村商业银行最低[43]。
2.3.2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早。Hannan和McDowell(1984)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于商业银行的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了交易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提高了经营效率[44]。BrewerH等（2001）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银行经营效率，对于大型银行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45]。Hauswald和Marquez（2003）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银行的信息处理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利润[46]。Shahrokhi（2008）认为基于
互联网平台，金融服务得以在线上展开，相较于传统的线下服务，经营成本较低，信息公开程度较高，因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47]。Gulamhuseinwala等（2015）通过对金融科技产品使用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收入网络用户占比超过了40%,说明金融科技公司吸引了商业银行一定比例的高净值客户[48]。金融科技公司对商业银行客户的争夺也会推动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Chen等（2017）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商业银行由线下到线下线上并行的转型，倒逼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49]。
国内对金融科技的研究始于互联网金融。谢平和邹传伟（2012）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能够通过线上信息和资源的整合对资源进行更优化的配置并基于规模经济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9]。吴晓求（2014）基于金融改革的视角，提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结合，认为两者的融合发展能推动金融业的发展[50]。褚蓬瑜、郭田勇（2014）通过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和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分析，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传统金融业务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反而会帮助商业银行汲取新的技术来提升其服务品质和经营效率[51]。沈悦和郭品（2015）通过对我国2003-2012年36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对商业影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互联网金融提升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种类的银行之间存在异质性[21]。刘忠璐和林章悦（2016）通过对我国2003-2014
年145家商业银行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
力，但也在推动其进行自身变革，探索其他业务模块的发展[52]。从2016年开始，金融科技成为了国内学者的焦点。朱太辉和陈璐（2016）指出金融科技创新可以更高效的处理信息和整合资源以优化资源配置，并可以通过现有数据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警，提升风险管理能力[53]。陆龙飞和徐飞（2018）以金融科技为背景，通过对2011-2017年16家上市银行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带来的技术进步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54]。王应贵和梁惠雅(2018)认为金融科技降低了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存贷业务的成本，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55]。杨望等（2020）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145家商业银行2013—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金融科技通过技术溢出、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助力我国商业银行转型从而提升其经营效率，从银行类别来看，对股份行的影响更明显；从地区来看，对东部地区银行的作用更明显[43]。
2.3.3文献评述
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科技的研究大多出现在2016年以后，之前以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呈现，且目前对于金融科技尚没有明确的定义。对于金融科技的指数构建虽然都具有合理性，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银行效率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对银行效率的测度方法的选择主要以数据包络分析法为主，随机前沿分析法为辅，但是两种方法对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仍没有统一的标准，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效率的测度结果上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近几年关于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研究开始出现，但是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究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还是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仍没有一致的结论，且对于不同商业银行的影响结论亦不一致，银行效率的测度也主要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因此，本文使用北京大学编制的普惠金融指数的覆盖广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银行效率测度，银行包含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结合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分析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选取苏州银行作为本文的案例进行探讨，不仅能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还能从企业经营发展角度展现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影响。最后结合实证分析和案例探讨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3章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3.1金融科技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机制
3.1.1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的技术溢出效应
第一是示范效应。在互联网金融时期，线上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理财等业务的开展已经对商业银行开辟线上金融业务起到了启示作用。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大幕也完全拉开。商业银行通过深入学习先进的金融科技技术和服务理念，模仿金融科技企业的运作模式，从而推陈出新，在现有业务与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产品类型的丰富和业务模式的创新。
第二是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变革。在资产端，商业银行传统的线下金融交易耗时较长、人工成本较高，效率较低。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商业银行传统线下业务的互联网化，提高了其运行效率。同时商业银行的线下获客模式、贷款审核批准以及客户身份识别的效率较低，资金金额较小但规模庞大的长尾客户群体被忽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日趋成熟使得线上获客成为可能，商业银行借助大数据提供的信息和云计算的先进技术能够迅速、准确的定位客户，满足客户的多样融资需求；由于贷款业务流程的线上化，使得贷款的审批、放款和贷后管理更加高效的进行，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效率。区块链的发展使得点对点的实时交易成为可能，缩短了支付与结算所需的时间；人工智能的智能识别技术能够快速的搜集与筛选互联网中各类公开的数据，帮助商业银行更好的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状况进行研判，进行相应的决策，提高资产端的运营效率。
在负债端，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和营运成本，并获得更大规模的用户群体。金融科技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提升客户经营能力以及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能够准确识别用户的需求，并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需求，同时利用金融科技的技术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用户提供多层次、综合性的非金融需求，提供增值服务，避免单维度的利率竞争，从而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优势。金融科技智能化的发展使得银行的运营也出现了较大的转折，传统的存款业务、理财销售以及其他相关业务都是在线下进行，现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金融科技技术的成熟，大部分传统业务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进而柜面的人工成本得以降低；同时由于支付宝、京东金融和东方财富等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客户的准入门槛越来越低，商业银行的资金门槛也进一步降低来与金融科技公司争夺庞大的长尾用户群体，为商业银行的负债端输送更多的新鲜血液。根据《2019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上银行交易笔数达到1637.84亿笔，较2018年增长7.42%，
交易金额达到1657.75万亿元；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到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到335.6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达到了38.88%；全行业离柜率为89.77%，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线上用户群体进一步扩大，员工薪酬投入的营运成本进一步降低。
第三是联系效应。金融科技企业的相关业务发展时间较长，相对于商业银行较为成熟，商业银行可以依托于自身庞大的客户基础与金融科技企业展开合作，学习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并对自身的现有技术和经营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依托金融科技企业的线上大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客户拓展；此外，商业银行在支付清算方面对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支持，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2019年年底，中国工商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运用自身庞大的客户资源与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先进的金融科技技术进行优势互补，在各个生态场景、产品链上进行创新，合作逐步由电商板块、支付板块向多维度生态场景拓展，同时促进云计算、数字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新的技术驱动引擎。
第四是人才流动效应。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培养了一批金融科技人才，这些人才会随着银行业金融科技的逐渐发展流入银行业，而且随着银行金融科技人才薪资待遇的提高，银行金融科技人才的质量也会越来越高，商业银行的信息化系统也会越来越完善，使得科技技术更好的与金融业务实现融合，助力商业银行提高其经营效率。
第五是风险管理能力的加强。风险控制能力一直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能力的标准之一。商业银行传统的风险控制主要是通过线下对客户的相关资质进行审核评估，对相关行业或者产业和相关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手段和方式较为单一，数据量也较为有限。但借助金融科技的先进技术可以迅速搜集到相关数据，并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智能化的风控模型，对相关风险进行管理与调控，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更好的防范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以及相关客户的经营风险。同时借助金融科技的先进技术，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风控模型的相应调整，实现风险控制模型与实际市场情况的高度贴合。
3.1.2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竞争效应
（1）传统存贷业务的竞争
存贷业务是商业银行最核心的业务，商业银行的利润也主要来源于此。但是随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现今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和客户多元化的金融诉求。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存款利率完全放开，借贷市场的存贷利差也进一步缩小，金融科技的发展也让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和电子商务公司开始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信贷业务、互联网理财业务以及供应链金融业务，使得那些被传统商业银行排斥在外的“长尾”用户群体也能享受到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由于金融科技公司等平台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获客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相对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来说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其可给予投资者更高的存款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在存款利率上较商业银行更具竞争力。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它们的贷款选择也更加多元化，且部分金融科技公司的融资成本较商业银行更低，贷款结构更加多元化。金融科技公司的迅速发展对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侵蚀了大量商业银行的小微客户群体。随着金融监管当局对P2P网络贷款平台的整治完成和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经营模式进一步规范，最后留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如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等凭借其庞大的客户群体和显著的成本收益优势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挑战。
（2）支付结算业务的竞争
2013年以前，人们进行支付交易时往往会选择银行卡或者网银。2013年以后，随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的发展，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去进行交易，同时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使得繁琐的支付结算程序变得越来越简洁方便，能够满足客户随时随地的支付结算需求。支付宝、网购、高铁与共享单车被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说明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支付结算业务的单笔交易金额相对较小，产生的利润也较低，在银行收入中占比也较低，没有被商业银行很好的重视。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准入门槛较低，且吸引了众多的小微企业和商家入驻，集聚了大量的客户群体，且其具有移动支付、快捷支付、担保交易和验证方便等优点，最大程度的对传统的支付结算模式进行了改进和优化，进一步解决了客户的痛点。此外，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准入门槛较低，且商户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的交易笔数使得第三方支付机构和客户的互动频率增加，会增强客户粘性，同时疏远客户与银行的联系，也会对商业银行的其他业务产生相应的影响。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非银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在跨境支付领域开展相关的业务，并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一个点对点的支付网络，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的分类筛选，以期为客户提供更加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3）财富管理业务的竞争
随着互联网与支付宝等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客户的金融需求也不仅限于存贷业务和支付结算业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平台使得财富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竞争点。近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金融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投资者教育也越来越深入，投资者对财富管理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加深。传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的推荐已经无法满足投资者现今更高层次的财富管理需求，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投资者个体的行为偏好和投资需求进行深入剖析成为可能，真正的实现智能化财富管理。通过对投资者以往的投资行为和风险偏好进行算法识别，并通过用户画像进行个体识别提供更加精准的财富管理服务，实现财富管理业务领域的“千人千面”。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其门槛低、交易频率快和地域不受限的优势实现了用户数的迅速增长，为提供后续的财富管理服务打下了基础，同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优势提供更加优质的财富管理服务来进一步争夺商业银行的客户群。金融科技公司的线上运作也为其降低了大量的成本，使得其在投顾费率的收取上获得了更大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力。
3.2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异质性影响
虽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但是不同商业银行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吸收能力还受体制性、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资源约束和发展模式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受金融科技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比如，城商行、农商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对于大型国有银行的产权归属更加明晰且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这些差异都会对商业银行的吸收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因为其国有性质可以享受到更多政策上的优待，且资产规模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因此客户对其的信任度较高，在争抢客户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大型国有行的弊病也十分明显，如体制陈旧、体制臃肿、创新不足、员工激励不足和委托代理问题等。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科技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会使得金融科技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效应更加明显。首先，资产规模大和政府支持可以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但是国有企业的弊病也是其不可忽视的问题。体制陈旧、臃肿会使得面对新事物的决策效率低下，甚至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决策。其次，在面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机遇时股份行、城商行会积极的去拥抱金融科技带来的红利，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而国有银行不仅要实现利润增长，也要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其背靠国资，对竞争的敏感性没有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强，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时，其采取的策略会相对滞后，也会更加审慎。
股份制银行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政策支持，其网点也基本遍布全国各地，要和当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展开激烈的竞争。但是其管理体制较为灵活，对于人才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比较完善，追逐利润的动机强，有很强的创新性，因此金融科技的冲击可能对股份行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
城商行的发展主要在当地，可以说在本地树大根深，且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较大，在当地的竞争中会占据较大优势。同时，城商行的管理架构相对大型国有行和股份行来说较为扁平化，且规模较小，能够更为灵活的调整自身的战略方向。并且城商行的客户群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与金融科技针对的主要客户群体正好相对应。因此城商行有更大的动机去加入金融科技发展的潮流，更好的针对自身的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
农商行相对于其他银行的发展相对滞后、规模较小，且新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一般落后于其他三类银行，因此农商行实行金融科技战略的时间较晚，在本文选取的时间区间内金融科技对农商上的影响可能不能完全展现。但是农商行的主要客户群体与金融科技的客户群体一致度较高，因此后期随着金融科技战略的实施可能对其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但在实践中仍有待检验。
3.3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研究假设
通过上述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分析，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两种效应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大小，如果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则为正向影响；如果技术溢出效应小于竞争效应。则为负向影响；如果竞争效应与技术效应的影响均衡，则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a）: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正向影响。假设1（b）: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假设1（c）: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由于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受体制性、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资源约束和发展模式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商业银行的对金融科技的态度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异质性。同时基于上文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受金融科技影响的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2。
假设2：金融科技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大型国有银行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对城市商业银行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
